一
 
 
        这棵远近闻名的参天古槐巍然耸立在原渭南县辛市镇权家村东头南边一户人家门前。没人知道这棵饱经世故的老槐树是何时所植、何人所栽。

       其树归属于一户权姓大户人家。这家门里有一高寿老妪姓刘名冬玉，十七岁出嫁权门，活到九十七岁，二零一零年六月离世。她在这家生活了整整八十年。她曾多次给子孙说：“她来到这个家里，老槐树是这个样。七、八十年过去了，现在还是这个样。所不同的是她初来乍到时，槐树半边枯萎，半边茂盛。现在整个树的枝枝叶叶都繁茂起来了。”

        不熟悉的外边人要寻找这户人家或者提前预约这家在大队医疗站当赤脚医生的“接生婆”，村上人就直指说是门前大槐树那户；要寻找这家附近的人家，就说是大槐树东第几家或大槐树西第几家。

        这棵历尽沧桑的古槐少说也有四、五百年的树龄，粗大的树身两个人合起来方可抱拢。斑驳、粗糙、干裂的树皮、粗大而弯曲布满树身的树骨纹路，时时刻刻在向人们叙说着它年代的久远和时代的变迁。古槐槐身虽有大洞但躯干苍劲，分散出去的密密匝匝的难计其数的枝杈的眼角眉梢里，尽显历练后的从容。树高足有二十多米，树冠也有二百多平方米。树身东侧有一个能容下两个幼儿的大洞。

       这棵昔日苍劲挺拔如今生机勃勃、方圆有名、在村上独一无二、硕大无比的古树，就是我家门前的大槐树，这位耄耋老妪就是我的祖母，这位接生婆医生便是我的母亲。
 
 
                         二
 
 
        我们权家村有五个生产队，一千多口人，绝大多数姓权，是远近闻名的孝子村。村上人大多纯朴善良、厚道包容、胸襟开阔，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能接纳逃荒要饭的七、八户河南黄泛区的人家就是明证。

        村上人历来喜欢栽树护树。家家门前屋后都栽有不少的树，如椿树、枣树、桑椹树、苦楝树、榆树、皂角树、槐树等等。村道树多，村庄便有了生机；村里有我家这棵古槐，树庄便有了历史。

        这棵古槐承载了林林总总的权家村的发展繁衍史，也见证了村上的数百年坎坷衰兴，还承载着我及我的家人许许多多陈年旧事和刻骨铭心的记忆。正如作家贾平凹所言：“树和人在一起时间长了，不是树影响了人，就是人影响了树。”

        我的童年和少年有好多时光是在大树下度过的。

        五、六岁时经常和同伴玩捉迷藏，胆儿大的伙伴时常就顺着粗壮的树干攀得很高很高；我生性胆小，不敢爬高，就怯生生地爬到树身中部东侧的大洞里，钻进去半遮半掩地藏起来。

        曾祖父向来脾气暴躁，不苟言笑，但却对我疼爱有加，并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大槐树下四周是一大块平地，曾祖父经常把这块地打理的平平展展。他教会我当时在农村非常流行的滾铁环、抽陀螺。

        滾铁环就是用手攥住粗铁丝或细木棍，把一个U型铁钩紧紧固定在粗铁丝或细木棍上，先将铁环向前转动，推动铁环在地面上滚动，不倒就行。曾祖父经常像“娃娃头”一样把我和我的同伴集合起来，排成队按顺序一个接一个围着大槐树滚着铁环转圈，谁滚的圈数最多，谁就获胜。当一个伙伴滚动时，其他人在旁数圈：一、二、三……二十五、二十六……，这也是我最早接触和学会数阿拉伯数字，也是我们最早的数学课。这时候，大槐树下就洋溢着一片欢声笑语！

        抽陀螺（我们称为打牛）也是我们小时候的游戏之一。曾祖父亲手为我们制作了大小不一的木制圆椎型陀螺。陀螺上大下尖，将尖头着地，以鞭子顺势抽之，使之不停旋转。能把最大的陀螺抽的时间越长者为胜。若用力过大或抽不到有效部位、或直接抽到槐树上就算失败，这时下一个玩伴就必然迫不急待地抢鞭子……期间有加油声、有嘘声，曾祖父这时也像个小孩子、气定神闲地在旁边观看着、组织着、吆喝着，羊尾胡子一翘一翘地。
 
 
                        三
 
 
        大槐树也见证了“社教”运动和十年“文革”。

        一九六五年下半年到一九六六年上半年，我们村上顺应全国形势，开展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该运动以“清政治、清经济、清组织、清思想”（简称四清）为主要内容。在我童年的记忆中，每个生产队都有四不清干部。我们生产队或上工、或开会的铸铁大钟就挂在我家的古槐上，每天发号施令的“叮叮当当”的震耳钟声就从大槐树下传到四面八方。由于大槐树下有一大片平平展展的空地，天热时偌大的树冠下树荫蔽日，除过雨天外，那时隔三岔五的社员大会就在古槐下召开。遇到雨天，由于父亲于一九六五年初刚好盖好的对檐六间厦房，还未来得急砌隔墙、简装修，就自然而然成为阴雨天或冬季或晚上的会场。

        我记得很清楚，我们村上“揪”出来的十多个“四不清”干部就打着地铺，住在我家潮湿的新盖厦房里。他们由家里人按时送饭，贤慧善良却无“政治头脑”的祖母颠着小脚在没有任何报酬、没有任何人安排的情况下，给这些“四不淸”干部烧送开水，就像现在社会上流行的给清洁环卫工义务送开水、免费供餐一样。所不同的是祖母的供应对象是“阶级敌人”啊！“四不清”感谢祖母，祖母的回答是：“人一生谁沒有七灾八难，人到难中就得给扶一把。”

         “人一生谁沒有七灾不难，人到难中就得给扶一把”，这是没有上过一天学、最没文化的祖母却说出了一句最有水平、最有哲理的一句话。

       当时我上小学四年级，由于学习成绩优秀，被选到学校宣传队说快板、说相声。我印象较深的是，田某福老师把快板、相声脚本写好，我们背到滚瓜烂熟，然后由惠某运老师给我们导演，彩排，在学校演上第一场，就正式走出校门在全大队巡回演出了。全大队十四个生产队，五个自然村，一个村挨着一个村演。我们村的演出，大多数是在我家的古槐树下。

       五十多年过去了， 当年的快板内容还深深沉淀在我的心灵深处。那是一个时代的烙印，是一个受人利用的呐喊。我说的批“四不清”干部权宪元的快板到如今不仅我记忆犹新、村上好多“过来人”也能琅琅上口：

        十队队长权宪元，

        干部当了好几年。

        不劳动、不生产，

         队里的正事他不管。

         开会学习不见面，

         整天都往赌场钻。

         有人问他搞生产。

         眉毛一纵闹翻天，

         有人叫他去赌钱

         眉开眼笑心喜欢。
                     …………

         老师在旁边敲着竹板，我绘声绘色地手舞足蹈。当说到“眉毛一纵闹翻天”时，我面部做出凶煞恶神状，右手举起、食指伸出、直指天穹。当说到“眉开眼笑心喜欢”时，做出笑容可掬状，两掌相击，这时，里三层外三层围得水泄不通的观众必然送来热烈掌声和欢呼声。

         因为时间长了，老是那十几个节目，引起人们的审美疲劳。但有为数不少的人是冲着一睹我那“眉毛一纵”和“眉开眼笑”而来的。

        世上的事多有蹊跷，妹妹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嫁，刚好嫁给被我用快板糟践了几十回的权宪元的亲侄子权栽柱，可谓是同宗同姓结亲。在订婚的宴席上，我凑巧和宪元叔被安排到一个桌子上，相对而坐。我颇为尴尬，不敢正视他，巴不得找个借口赶紧离开；慈眉善目的宪元叔倒宽宏大度，亲切地叫着我的名字，笑容满面地站起来给我倒水，好像在我们之间从未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

        是啊，什么“四清”“四不清”，在那个年代，清与不清是混淆的，是打击了许许多多的好干部的。我们十岁的孩子，是做了“应声虫”了，正应了那句老话：“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时有还无。”

       按照老师的安排，我和权天德同学还排练了一段相声节目，主要是讽刺挖苦当时我大队的最大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原大队党支部书记程某奎。我是逗哏，天德是捧哏，我们按照田老师写的内容形象生动的任意挥洒，极尽诬蔑攻击之能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我出场时把由教图画老师用五颜六色丑化的程某奎的画像折叠起来，说到高潮处突然打开，手指画像，嘴里喊着：“这就是我大队最大的四不清干部、社员群众的吸血鬼程某奎。”随即将丑画的画像向周围观众巡场一周，然后撕碎，嘴巴里念念有词：“把程某奎踩上一只脚，让他不得翻身；再踩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喊的同时，我先用左脚、后用右脚用力做出踩踏状。

        这段相声演出只所以经久不衰，不是因为演技，倒是大家每次都能看到不一样的程某奎呲牙咧嘴的画像

        后来程书记复辟了、官复原职，他依然带着他那被批前的大墨镜，骑着当时在农村鲜有人骑、人见人羡的“飞鸽”牌自行车、见到我是不屑一顾的。说也奇怪，宪元叔的宽容大度倒使我感到羞愧难当、无地自容；程书记的不屑一顾和招摇过市，倒使我昂首挺胸、嗤之以鼻。是啊！当真理和谬误颠倒时，必然颠覆了上下辈的正常关系，他非要用成人的眼光审视一切，衡量一个十岁的孩子。我要问的是，“这一切的一切究竟是谁的错？

       花有几样红，人与人不同。
 
 
                           四
 
 
        一九六六年下半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这场革命真的触动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也是个人人自危、朝不保夕的年代，连一个小小的生产队的会计、出纳、保管也难以幸免于难，纷纷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这年下半年，我离开村子，去距家约四里路的辛市公社所在地的辛市小学读完小。

        “ 文革”虽说是“社教”的延续，但来势更为凶猛，其规模、动静、阵势只能让“社教”望其项背，其显著标志是真正把各个领域、各种单位、各个层次、各层年龄段的人都调动起来了，包括老弱病残。

        大槐树下靠村道的南侧以及西侧全部成了大批判专栏，每天都有“触目惊心”的新闻刊出，这时不只是批判大队、生产队的“走资派”，什么中央的大领导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毅，西北局及陕西省上的刘㳕涛、霍士廉等人都在被打倒之列，所揭露的事实言之凿凿，有眉有眼。大概因为那时可读的书籍很少吧，每每放学回家，我的第一件事就是全神贯注看大字报。古槐下的这个既有东西向、又有南北向、里外皆可张贴的90度折向的大批判专栏持续了五、六年，我也看了五、六年，尽管读高中时未看到全部。当时一是出于好奇，二是出于好奇。

         一九七零年夏天，我以优秀成绩考入渭南北部的官道中学，开始了高中生涯。但利用周三、周六回家背馍的时间，一直坚持看这些“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五花八门”、“信息爆棚”的散着墨香、时有血红的标题、血红的惊叹号的大字报，琢磨着、品味着动不动“砸烂”谁的狗头，以及“揪出”、“火烧”、“捣毁”等触目惊心地恐怖字句。看的久了，也生出了自己的观点。

        这天是七一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因学校放暑假而在家，先是照例用扁担挑着两个水桶，到东门外甜水井里扳辘辘把水提起担回，把家里一大一小两个水缸的水注满，照例去大槐树下去看刚刚更新的大字报。只见大批判专栏南侧版面在左右两侧写上了红对联，上下联分别写的是毛主席的著名诗句：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版面的一大块内容是在揭露我们队上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张某飞的严重罪行，说他好吃懒做、游手好闲、不务正业、剝削阶级的本性未能改变等等，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的描述。我全神贯注地看着，嘴里还小声读着，蓦然扭头，发现一个人正在拿着钢笔和本子详细作着记录，记录的人就是张某飞。两人目光相碰无语。

       事情还得从头说起。我家西邻居住着一个孤寡老人名叫张汝新，家庭成份贫农，年事已高，常年佝偻着背，行动不便，一直是队上的“五保户”。由于膝下无儿无女，一个出身地主阶级的姓权名白某的中年男子，为了摆脱被社会压得喘不过气的地主家庭成份，宁愿改名换姓，就违心地过继给了张汝新，由人见人恨的地主家庭出身摇身一变成为人见人羡的红的响当当的贫农家庭子弟，甭提他有多么高兴和坦然，常年沮丧的脸一下子绽出了笑容。当时共产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下中农，团结中农，打击地富反坏右。

         这个过继的人就是张某飞。很短时间内完成了由权白某到弦某飞的质地蜕变。

       我和权白某自小就非常熟悉且心有仰慕，他身材高大，一表人材，鼻梁上长年架着一个白色白边的眼镜，肚子里也有些墨水，说话井井有条，待人彬彬有礼，中国象棋下得特好，我是很崇拜他的。按权氏家族的辈分，我应叫他叔。印象中他大我十多岁，原是铜川某煤矿的工人，社教初期因政治原因被开除公职回家，造成妻离子散。他下得一手上佳的中国象棋，在过继给张汝新之前还叫权白某的时候，经常在自家门前摆上象棋摊，像如今擂台赛的擂主一样，寻觅或者说是挑战来者。我们几个同学从辛市街上完小回来，经常会围在旁边看他一战群雄。他历来是一个人面对众多的对手，所有观众都是他对手的参谋，吶喊着下一步如何走。就这样对弈下来，他几乎每次都能取胜，充其量和棋。有时候我们背着书包看到棋盘摆在那儿无人理会，就会捉对厮杀。过一时辰，权白某就缓缓拿着茶杯从家里走出来给我们指导。

        这一幕我至今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有一次，我竟邀他和他下棋，，他欣然同意，我按“红先綠后”的规矩走先手棋，上去分别用双炮打掉他的双马，我戏称对付高手一定要用兑子換人战术，成为村上棋界的笑话。其实这不是“下棋找高手，弄斧到班门”，而是“自不量力”、“没有套路”的真实体现。

         这时居然在大槐树下批他的大字报专栏前邂逅碰面，已物是人非。此时，张汝新早已去世，他已“脱胎换骨”的改姓換名，重又娶妻生子，又是我的邻居，。悲哀的是，他尽管痛苦地完成了由地主阶级孝子贤孙到贫下中农后代的红色蝉褪，但还是没有逃脱被批斗的厄运。他的心灵会碰撞出怎样的酸楚委屈，我无从知晓。这一次不是“双炮”换“双马”，而是直逼老帅了。

       事情至此还远远没有结束。当天下午，就是声讨张某飞的批斗大会。会议由渭南县革委会派驻村上的工作队队长蔺某建主持，他先让几个共产党员、共青团员以及要求入党的积极分子发言，发言的人用提前准备好的发言稿、用同一个腔调发言完毕后，蔺队长就做压轴演出了。他一上来就给张某飞一个下马威：“张某飞，把眼镜摘下来，虚心接受批斗！”只见张把眼镜轻轻往上扶了一下，并没有摘下之意。“摘下来！”这次蔺队长有点声色俱厉了。这时，刚才发过言的几位激进分子几乎异口同声地喊：“摘下来，摘下来！”张某飞在众呵之下，极不情愿地摘下了眼镜，右手捏着一个眼镜腿子把眼镜提在手上。人群里有人举起拳头喊“打倒张某飞，打倒张某飞！”群众随声附和地跟着一起大声吼叫着。

        这时，蔺队长清了清嗓音，即席脱稿作重要讲话，他一字一板地说：“刚才大家作了内容祥实、有理有据的精彩发言，一层又一层地剥开了地主阶级的狗崽子张某飞的反动实质。我完全同意。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张某飞先是因政治错误被单位开除回家，不思悔改，采用了‘金蝉脱壳’之计，从村西头的地主阶级家庭，摇身一变成为村东头贫下中农的儿子。但是，他显然低估了广大革命群众的觉悟。群众的眼睛终究是雪亮雪亮的，他终究逃脱不了历史的惩罚。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会打洞；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会场鸦雀无声。

       说真话，蔺队长在即席脱稿讲话中口才之犀利、用词之尖刻，幽默中不乏冷色，谈吐中尽显威严的讲话风格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突然，一阵压抑很久、声音响亮的呐喊声从会场传出，直冲古槐： “打倒谭力夫，打倒血统论”（谭力夫，已故前中国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谭政文之子，因倡导“血统论”著称。一九六六年，谭力夫以“鬼见愁”署名贴出了一对很快传播全国、害人不浅的对联。上联：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基本如此）举着拳头大声吼口号的人不是别人，正是张又飞，只见他戴上了眼镜，挥舞着拳头，面色铁青，大声吼着口号，头也不回，离开古槐之下的会场，沿着村道中间的大路，大步流星地向村西头走去，一个人边走边举起拳头重复喊着上述两句口号。

        在大槐处东侧会场的最边缘处的我，目睹了这惊心动魄、出乎意料的一幕，手心渗出了汗珠。心里暗暗对张又飞生出敬意，“汉子啊！”

        批斗大会开“炸”了，大家望着张又飞走着喊着、拳头不停放下举起的背影，缓缓散去。应了一句深入浅出的俗语：红包袱抡到枣树上，是会抡扯的。

        夕阳西下时分，张某飞左手提着一个小塑料桶，塑料桶里盛满了用白灰搅拌均匀的浆糊状液体，右手拿着一个约有六、七公分宽的大排笔，从村西头沿着村中间的大道，在大道两侧的猪圈墙上，到处写上“打倒谭力夫”，“打倒血统论”，“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等内容的大标语。

        说也奇怪，至今也想不明白，他冒天下之大不韪离开批斗他的会场，他写了几个小时的标语，竟然没有一个人阻拦。人们都只是说张某飞疯了。激进的人说，要让他灭亡，就让他疯狂。同情的人说，他是被批斗会吓疯的。

         其实，他一点也没疯。他最大的错误是生错了家庭。
 
                           五
 
        高中的第一个暑假快要度完了，我打点着行李、整理着书籍、作业本准备上学。一个周日的中午，在渭南上班休礼拜在家的父亲刚从外边串门回来，却面露愠色地把我叫到他的卧室里。

       说实话，父子相处十多年，其间语言交流可谓不少，但这样郑重其事的找我“单独谈话”还是第一次。

        我站在父亲卧塌炕前的脚底里，父亲往炕沿边走边落座边问：“渭南县革委会办公室收到一封署名“辛市公社权家村权渭南的反映信是不是你写的？”我很惊讶，父亲怎么能知道此事？一种莫名的不祥预感涌上心头。我稍作迟疑后答道：“是我写的。”“还真是你写的？”“真是我写的！”当时父亲的脸色非常难看，眉宇间尽显气愤夹杂悲怆之态，眼里噙满了泪水。

        “你为什么要告人的状？”父亲继续追问。“谈不上告状，我告状有什么企图？！毛主席不是说要理论联系实际吗嘛！我只是尝试着用在学校学过的理论，联系我们生产队革命斗争的实际，谈自己的一些看法。‘老子英雄儿老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毛主席也没有这样说过”，我实打实的向父亲解释着我的初衷。父亲不以为然地变高声调，用手不停地击打着炕沿说：“你懂得什么？娃娃家懂得什么政治？蔺队长我们一起在渭南当干部，关系很好，他让我看了这封信，说是县革委会批评了他，他还以为是我教唆你这样干的。这件事你捅了大娄子，县上领导有批示，目前事件在全大队都炸开了锅，你知道不？不好好念你的书，学会告状了”。我无语，泪流满面。

        一时间，一个学习成绩优秀、满脸稚气未脱的十六岁大孩子，竟然成了全大队的风云人物。非常自尊自爱在村上人气颇佳的祖父、祖母，父亲、母亲似乎都不受人待见。我只要走岀门，背后都是一些叽叽喳喳地议论声，我好像一个犯了不可饶恕的弥天大罪的犯人。

        母亲一个多星期几乎都没脸面去大队医疗站上班了，整天在屋里抹着眼泪。我怎么能预判到事情发展到这步田地，产生这么强烈的反响和如此严重的后果。有两次在村道里直面碰到蔺队长，他用眼睛直瞪瞪地盯着我，不肯移去视线，我恨不得找个地洞直接钻进去，以避开他那愤怒而连眼珠也不转的目光。

        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那天我参加完张某飞的批斗会后，觉得蔺队长的好多观点是不对的。当时我们在官道高中的“政治”课堂上，赵朝晖老师正在给我们讲“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对存在有反作用”，“万事万物都是互相联系的，事物都是向自己的相反方向转化的”等哲学观点。我试图用这些哲学观点，联系批斗张某飞会议的非哲学观点，批判了“血统论”。并在我写给渭南县革委会的反映信结束时大声疾呼：一钧合三十斤，金猴奋起千钧棒，那千钧棒就是三万斤重的棒，一定要先稳、后准 、再说狠吧！

        我是用摆事实、讲道理，用论据支撑论点环环相扣的逻辑思维方式，运用领袖的“最高指示”和所学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分析本队所发生的真实情况的。古槐可以作证，我反映的所有问题都是实事求是的，反映的人都是具了真姓实名的，信末我也是署了自己的真实姓名，并没有把“谭力夫”匿名成“鬼见愁”。做梦也未曾想到此事给我的家庭尤其是父母和我本人带来如此大的打击。

        是啊，社会太复杂，我却很单纯。我怎懂得我的瘦弱肩膀无论如何也无力承担起偌大的社会责任、政治责任；动机和效果的落差在我稚嫩的心灵里是怎么也计算不出来的。

       事到今日，我只承认我当时的简单单纯和涉世未深，属年轻人的灵光乍现。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没有做错什么，且给全大队当时方向不对却如火如荼开展的运动泼了冷水降了温。但此事提醒了我一生在工作岗位上的谨慎小心和多谋善断。
 
                               六
        古槐树承载着历史的厚重积淀，见证了时代的变迁，领略了政治风云的变幻莫测，目睹了芸芸众生从饥饿走向富有。家里人把它视为“保护神”，村里人把它视为“神树”。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一年春天，祖母出门惊喜地发现，原来半边枯萎、半边茂盛的古槐树冠，枯萎那边竟神奇地生岀许许多多嫩枝嫩叶，整个古槐焕发出新的生机。

        父亲一九八二年倾其所有，把院子后面的两间上房拆掉，重新盖为四间。周末休息回家，用盖房所剩的诸多檩条和解板拟棚出一个楼面，以便堆放一时派不上用场的杂物之类，快铺成了，脚下一不小心打了滑，从新铺的四米高的“楼”上摔了下来。不可思议的是，竟是皮肉之痛，未曾伤筋动骨。村上人知晓后议论纷纷说，父亲福大命大造化大，这是积德行善的结果，这是大槐树的赐福保佑。

         一九八六年秋天，我们家暂时离开数百年古槐，举家迁往渭南市。但家里一旦有喜事，当事人不但一定要回老家上祖坟烧纸，而且一定要告知大槐树，并和古树合影留念。

       今年清明节，寿近九旬的母亲和年逾古稀的小姑领着我们兄妹及弟媳去上坟。在回家的路上，二弟渭川下意识地突然提到大槐树，又想起祖母在世和母亲在西安居住时我给西安家里写的对联，他凭良好的记忆一字不差地说道：“上联是’五世同堂人才旺’，下联是‘三步战略社稷兴’，横批是方腊的名句‘国家一理’”。说罢既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给我们说：“大槐树是我们家的“保护神”啊！”我插了一句：“也是我们村上的‘地标性’古树，它见证了村上四、五百年来发生的一切。”妹妹亚萍向来对统计很热衷，对数字很敏感，她接过话茬，不无自豪且如数家珍地说：“从上世纪末期到本世纪元始，从权涛考上中国人民大学、权林考上清华大学算起，按人次计，我们的第四代从大槐树下先后走出七个本科生、四个名牌大学硕士研究生、三个名牌大学博士研究生啊！”

        八年前的一天，我们兄妹清明上完坟后照例回到家里、回到大槐树下。发现村上好多人家都在养奶牛卖奶补贴家用，这本是发展农村经济的一件好事。让人不解的是，古槐躯干下竟被一户人家在巨大的身躯东侧的洞口系上了牛缰绳，奶牛不停地在啃已伤痕累累的树皮，被啃的新鲜受伤处清晰可见，时有滴滴树汁渗出；古槐树犹如一个颤颤巍巍的老人，只有忍气吞声的份。见此情此景，我的心在滴血。随即安排在渭南工作的三弟渭阳用砖混水泥在古槐周围建了一米多高的围墙。

        二零一三年，三弟渭阳看到无人居住的老房年久失修，破破烂烂，就在庄基距古槐的最近处盖了两层八间的小楼，按我的意见，在门楣上要写“古槐新韵”四个大字，含蓄内敛而平庸低调，韵和运又是谐音，其寓意就不言自明了。心里这样想着，还未来得及和弟沟通。弟不谋而合的首先也想到了古槐，于是他精心设计打造了四个大字是“吉星高照”。

        渭阳解释说，吉星即古槐也，它和二层小楼交相辉映，古槐福星高照权家村及权门人才兴旺，日子美好，事业有成。

        我说，也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