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一样的大姐
我喜欢山水户外，每一次登上山顶，看见蓝天上一朵朵白云，我就想起了大姐。
我的大姐，名叫杨云，她的名字也像她简朴纯净的人。
我们姊妹六人，大姐是母亲第一个孩子，一双美丽的大眼晴，双眼皮，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庞也仿佛一轮明月样清亮秀气……这也怕是父母亲为她起名叫云的缘故吧。
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大姐大个子，模样俊，应该是她们那一代女孩子里我们村的大美人。烙在我心，印记最深也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她一生就像做母亲一样做着我们的大姐，而我们还未来得及表达对她的感恩，她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童年，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快乐都离不开大姐。
每年除夕夜，在小山村，在窑洞里，在热烘烘的炕头，一盏煤油灯下，我们躺在暖暖的被窝，期待母亲和大姐二姐为我们完成新衣新鞋最后一道工序，钉棉袄的扣子，上棉鞋的底子。天亮了，我们放过鞭炮，等待我们的，就是母亲和大姐二姐已为我们端上桌的，热气腾腾，香喷喷的清汤饺子连锅面。
我的儿童时期，直到八九岁，大多时光都在大姐家浪漫。
大姐家有股朴素温馨的气息。公公过世早，是个教书的老先生；婆婆慈眉善目，安静和气；姐夫人高马大，忠厚实在；小姑子也天生文静，喜欢读书……那时候，我很喜欢去大姐家，他们村人，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我都熟悉，包括一些人家亲戚的孩子我也认识，有的还成了最铁的朋友，一起偷西瓜，摘豌豆角，抓知了，逮麻雀……他们村人总开玩笑说，让我再来把户口拿上，让我落户他们村。
在大姐家，我有了人生第一张照片。一个小男孩，光屁股，茶壶盖头，一根麻绳，绳一端系一两轮的小木车，另一手上握着一把木制的小手枪，旁边还有一只狼狗歪着脑袋望着我，每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那时候，我一定是他们村儿童团团长。
记得有一阵子，国家恢复高考了，大姐为爱读书的小姑子请了辅导老师。老师来了，有两大好事，一是大姐会烙油饼多做一道菜，我自然可以陪老师就餐；二是老师讲给了我许多故事，包括背诵唐诗，还有算术口诀，甚至“永”字八笔，木易“杨”，大耳朵“陈”的书法……我一直觉得，我后来能成为一个好学生，也是因为在大姐家遇到了一位好的启蒙老师。
我的少年时代，大姐的一双巧手，为我变出了一个看似平凡却不平凡的世界。
那时我常常被人羡慕，甚至嫉妒。不仅仅是因为我学习好，考试总考一百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上学时，一身的“装备”常变花样，常有翻新。
我第一次上学的新书包，是一个用十多种不同颜色的花布，有规则拼接成的，一个大布袋子。而且不是别人一个肩膀斜挎的那种，我的可以双肩背。不影响我翻墙、上树、跳土埝，以及双手与小伙伴博斗；我的帽子，是浅灰色劳动布帽子，是大姐帮我用竹棍在里边把顶部撑起来，然后再在内里一圈镶嵌上书本纸叠的，硬一点的纸板，这样戴在头上，那帽子就像国民党军官帽子了；我的白粗布衬衫，有像中山装一样的上衣口袋，可以在一个小孔别上支钢笔或钢笔帽，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我的鞋子，一年四季都是白底黑帮的手工鞋，冬天有千层底的黑绒棉鞋，春秋有平绒方口布鞋，夏天有绒面八眼凉鞋；寒冬腊月还有那羊毛袜子、羊毛围巾、羊毛手套和针织的五彩毛背心……小小山村，我有大姐，让我成了一个小洋人。我一生最美的一件衣裳，是1985年我考上中专，上学走的那一天，大姐为我量体裁衣，缝制了一件卡其色洋布夹克衫，大小款式很时尚，有暗兜喑拉锁的那种样子。在当时，是一件最流行的学生装。
其实，大姐不但像母亲的一样勤劳，而且她还有一把好的裁缝手艺，也继承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有一双裁剪绣花的手，她让人在面前一站，仅仅用手，在肩膀，腰间，双臂比比划划几下子，就拿个白白的东西，用一杆木尺逼着，一块布上划几道线，然后，一把剪刀，几刀下去，就能裁剪出一身合体的衣服；她还能剪出满窗的人物、动物、花草样子的窗花，绣出虎头靴子、猫娃鞋。大姐也传承发扬了母亲的技艺。不同的是，大姐有一台缝纫机。大姐可以照着街道卖的成衣的样子，为人们裁剪缝制衣服，简直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还可以把街道买回来的，不合身的衣服拆开，修改的体体面面，合体合身。大姐也凭这一手绝活，在娘家婆家，几乎包揽了所有乡邻所有的人，当然也有我们兄弟姐妹缝制修改新年新衣的活。她只要一来娘家都是上门找她裁剪衣服的乡亲。她因为这个也为婆家娘家活了人。在我们那里相邻几个村，有许多人，不认识我是谁，却知道我大姐是谁。大姐的好名声也像父母亲的好名声一样，一路呵护着我们长大成人。
大姐也爱读书，可父亲早早就让大姐退学了。父亲的老观念，女孩子认得几个字，能认得工分就成。这个，成了大姐心中一生也解不开的结。直到大姐离开我们，大姐最悔的还是老父亲怎么就可以早早断了她读书的念想。大姐的一生，也是想尽了办法，支持所有能读书的人都去读书的一生。
我的初中时代，初二初三那阵子，先后因病两次休学，能继续上学，大姐功不可没。一是她坚定我一定不能有就此辍学的思想；二是她想方设法帮父亲为我寻医看病。大热的夏天，我那是红斑紫癫病，腿肿的老粗，不能走路。大姐二三十里路，骑自行车驮着我去看病。至今，我还记得大姐自行车头上，挂着袋子，装着干粮和水。我们饿了，就在路边树下，蹲着吃饭。每人一个馒头，就着罐头瓶子里装的萝卜辣子菜。一边吃饭一边她还讲我病好了赶快去上学，家里就我一个人，还有这上学念书的机会，让我一定要走出去，做个文化人。
我没有辜负大姐的期望，1985年，我休学半年后又回到校园。那一年初三期末，考了两次试。毕业试全校我第一名；升学试我考了全校第二名，以超出录分线48分的成绩考上了中专。喜报来时，我还在大姐家过暑假。全家最高兴的我感觉是我大姐，因为她拿着喜报，笑得满眼泪花。
那天，大姐包了饺子给我吃。后来，还是大姐骑自行车驮我去了一趟县城，请县委工作的姨夫指导我选填志愿。姨夫说，毛主席都说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国是农业大国，永远都离不开水利。姨夫和姐姐帮我选了陕西省水利学校。从此，我就成了水利人。是大姐，在我需要人出主意想办法的时候，她，在我人生的第一步，替代我的父母，帮我选择了我现在的水利人生和水利事业。
在我工作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要感谢大姐。感谢大姐当初为我选择水校，挺好！我觉得，水利是德政事业。这一辈子，做一个水利人也是我的福份，不仅仅因为水利是一份工作，水也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源，以水为业，也是大姐所期待，所向往的文化人，水文化人。
大姐把知书达礼和识文断字的能人都称文化人。大姐生前，喜欢来往文化人。她的喜欢不是嫌贫爱富那种的。她更看好文化人的思想，文化人的眼光，文化人的家风，文化人的品行，文化人传递给人的信息和观念。久而久之，大姐为人处事也多象文化人。二姐的公公是个大家出身，在外经过商的，气度威严的老人。他和大姐的婆婆是堂兄妹。他多次在亲戚和村人里夸赞大姐。说我大姐为人断事不是一般女人，若生在大户人家，多念些书，怕就是经天纬地之才。
可惜大姐一个聪慧伶俐之人，却让无情岁月把梦想封存。她一生为帮父母照顾一家老小，收种庄稼，担水养牛，割草喂羊，纺线织布，纳衣服做鞋……早早就承担了许多甚至力所不及的家务。大姐，为老杨家，付出了太多的汗水和心血。她在出嫁后，还帮父母解决了父母受思想观念和格局的局限，解决不好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像母亲的手术，哥哥的婚姻都是大姐在最关键的时候，替父亲母亲出面拿事，出主意想办法。当年，我哥哥未过门的媳妇，领了结婚证准备结婚，不知什么原因却有了精神病。按父亲的想法，来往多年，不能不要人家娃，先看病，病好了结婚。是大姐坚决反对，劝说父亲，出些钱看看病可以，结婚不行。是她说服我常出门做木匠的，见多识广，朋友多的二爸，去乡政府，以结婚证不是我哥摁的手印，人代领为理由，经乡政府司法员调解，扯了离婚证。是她，落了心硬的名声，为哥哥这一段婚姻画了个句号。也是她托大姐夫的发小，把他妻妹说给哥哥，成了哥哥现在的媳妇。在煤矿上班的，有文化的二姐夫，也是大姐托人给二姐提的亲呢。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大姐在帮父母理家顺事，大姐在老杨家许多事情上，是父母的精神依靠，也是我们小兄妹的精神依靠。
而今，大姐走了。在想念大姐的时候，我就去登山。登上秦岭，我就静坐山头，看白云……我想，如果那时老父亲能让大姐不早早辍学，好好读书，大姐的世界，一定有诗和远方。
有时候，我也在想，现在独生子女的时代，最多两孩化已成常态，这个世界，怕再也不会有母亲一样做大姐的人。
大姐已离开我们七年了，在她的孩子都成家立业，大女儿为她添了外孙叫大毛，儿子为她添了孙子叫二毛，最小的女儿为她添了外孙女的时候，她却因病离开了所有依靠她的亲人。大姐走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大姐牺牲自己，照顾了我们，我们却未能照顾好大姐。
每每陪着母亲，我总时不时就想念我的大姐。
我的大姐，名叫杨云，她的名字也像她简朴纯净的人。
我们姊妹六人，大姐是母亲第一个孩子，一双美丽的大眼晴，双眼皮，长长的睫毛，圆圆的脸庞也仿佛一轮明月样清亮秀气……这也怕是父母亲为她起名叫云的缘故吧。
我是母亲最小的孩子。在我的记忆里，大姐大个子，模样俊，应该是她们那一代女孩子里我们村的大美人。烙在我心，印记最深也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她一生就像做母亲一样做着我们的大姐，而我们还未来得及表达对她的感恩，她却早早地离开了我们。
我的童年，所有的故事，所有的快乐都离不开大姐。
每年除夕夜，在小山村，在窑洞里，在热烘烘的炕头，一盏煤油灯下，我们躺在暖暖的被窝，期待母亲和大姐二姐为我们完成新衣新鞋最后一道工序，钉棉袄的扣子，上棉鞋的底子。天亮了，我们放过鞭炮，等待我们的，就是母亲和大姐二姐已为我们端上桌的，热气腾腾，香喷喷的清汤饺子连锅面。
我的儿童时期，直到八九岁，大多时光都在大姐家浪漫。
大姐家有股朴素温馨的气息。公公过世早，是个教书的老先生；婆婆慈眉善目，安静和气；姐夫人高马大，忠厚实在；小姑子也天生文静，喜欢读书……那时候，我很喜欢去大姐家，他们村人，家家户户老老少少我都熟悉，包括一些人家亲戚的孩子我也认识，有的还成了最铁的朋友，一起偷西瓜，摘豌豆角，抓知了，逮麻雀……他们村人总开玩笑说，让我再来把户口拿上，让我落户他们村。
在大姐家，我有了人生第一张照片。一个小男孩，光屁股，茶壶盖头，一根麻绳，绳一端系一两轮的小木车，另一手上握着一把木制的小手枪，旁边还有一只狼狗歪着脑袋望着我，每看到这张照片，我就想，那时候，我一定是他们村儿童团团长。
记得有一阵子，国家恢复高考了，大姐为爱读书的小姑子请了辅导老师。老师来了，有两大好事，一是大姐会烙油饼多做一道菜，我自然可以陪老师就餐；二是老师讲给了我许多故事，包括背诵唐诗，还有算术口诀，甚至“永”字八笔，木易“杨”，大耳朵“陈”的书法……我一直觉得，我后来能成为一个好学生，也是因为在大姐家遇到了一位好的启蒙老师。
我的少年时代，大姐的一双巧手，为我变出了一个看似平凡却不平凡的世界。
那时我常常被人羡慕，甚至嫉妒。不仅仅是因为我学习好，考试总考一百分，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上学时，一身的“装备”常变花样，常有翻新。
我第一次上学的新书包，是一个用十多种不同颜色的花布，有规则拼接成的，一个大布袋子。而且不是别人一个肩膀斜挎的那种，我的可以双肩背。不影响我翻墙、上树、跳土埝，以及双手与小伙伴博斗；我的帽子，是浅灰色劳动布帽子，是大姐帮我用竹棍在里边把顶部撑起来，然后再在内里一圈镶嵌上书本纸叠的，硬一点的纸板，这样戴在头上，那帽子就像国民党军官帽子了；我的白粗布衬衫，有像中山装一样的上衣口袋，可以在一个小孔别上支钢笔或钢笔帽，一看就是个读书人；我的鞋子，一年四季都是白底黑帮的手工鞋，冬天有千层底的黑绒棉鞋，春秋有平绒方口布鞋，夏天有绒面八眼凉鞋；寒冬腊月还有那羊毛袜子、羊毛围巾、羊毛手套和针织的五彩毛背心……小小山村，我有大姐，让我成了一个小洋人。我一生最美的一件衣裳，是1985年我考上中专，上学走的那一天，大姐为我量体裁衣，缝制了一件卡其色洋布夹克衫，大小款式很时尚，有暗兜喑拉锁的那种样子。在当时，是一件最流行的学生装。
其实，大姐不但像母亲的一样勤劳，而且她还有一把好的裁缝手艺，也继承了我的母亲。我的母亲有一双裁剪绣花的手，她让人在面前一站，仅仅用手，在肩膀，腰间，双臂比比划划几下子，就拿个白白的东西，用一杆木尺逼着，一块布上划几道线，然后，一把剪刀，几刀下去，就能裁剪出一身合体的衣服；她还能剪出满窗的人物、动物、花草样子的窗花，绣出虎头靴子、猫娃鞋。大姐也传承发扬了母亲的技艺。不同的是，大姐有一台缝纫机。大姐可以照着街道卖的成衣的样子，为人们裁剪缝制衣服，简直到了可以以假乱真的地步；还可以把街道买回来的，不合身的衣服拆开，修改的体体面面，合体合身。大姐也凭这一手绝活，在娘家婆家，几乎包揽了所有乡邻所有的人，当然也有我们兄弟姐妹缝制修改新年新衣的活。她只要一来娘家都是上门找她裁剪衣服的乡亲。她因为这个也为婆家娘家活了人。在我们那里相邻几个村，有许多人，不认识我是谁，却知道我大姐是谁。大姐的好名声也像父母亲的好名声一样，一路呵护着我们长大成人。
大姐也爱读书，可父亲早早就让大姐退学了。父亲的老观念，女孩子认得几个字，能认得工分就成。这个，成了大姐心中一生也解不开的结。直到大姐离开我们，大姐最悔的还是老父亲怎么就可以早早断了她读书的念想。大姐的一生，也是想尽了办法，支持所有能读书的人都去读书的一生。
我的初中时代，初二初三那阵子，先后因病两次休学，能继续上学，大姐功不可没。一是她坚定我一定不能有就此辍学的思想；二是她想方设法帮父亲为我寻医看病。大热的夏天，我那是红斑紫癫病，腿肿的老粗，不能走路。大姐二三十里路，骑自行车驮着我去看病。至今，我还记得大姐自行车头上，挂着袋子，装着干粮和水。我们饿了，就在路边树下，蹲着吃饭。每人一个馒头，就着罐头瓶子里装的萝卜辣子菜。一边吃饭一边她还讲我病好了赶快去上学，家里就我一个人，还有这上学念书的机会，让我一定要走出去，做个文化人。
我没有辜负大姐的期望，1985年，我休学半年后又回到校园。那一年初三期末，考了两次试。毕业试全校我第一名；升学试我考了全校第二名，以超出录分线48分的成绩考上了中专。喜报来时，我还在大姐家过暑假。全家最高兴的我感觉是我大姐，因为她拿着喜报，笑得满眼泪花。
那天，大姐包了饺子给我吃。后来，还是大姐骑自行车驮我去了一趟县城，请县委工作的姨夫指导我选填志愿。姨夫说，毛主席都说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中国是农业大国，永远都离不开水利。姨夫和姐姐帮我选了陕西省水利学校。从此，我就成了水利人。是大姐，在我需要人出主意想办法的时候，她，在我人生的第一步，替代我的父母，帮我选择了我现在的水利人生和水利事业。
在我工作了三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要感谢大姐。感谢大姐当初为我选择水校，挺好！我觉得，水利是德政事业。这一辈子，做一个水利人也是我的福份，不仅仅因为水利是一份工作，水也是生命之源，文化之源，以水为业，也是大姐所期待，所向往的文化人，水文化人。
大姐把知书达礼和识文断字的能人都称文化人。大姐生前，喜欢来往文化人。她的喜欢不是嫌贫爱富那种的。她更看好文化人的思想，文化人的眼光，文化人的家风，文化人的品行，文化人传递给人的信息和观念。久而久之，大姐为人处事也多象文化人。二姐的公公是个大家出身，在外经过商的，气度威严的老人。他和大姐的婆婆是堂兄妹。他多次在亲戚和村人里夸赞大姐。说我大姐为人断事不是一般女人，若生在大户人家，多念些书，怕就是经天纬地之才。
可惜大姐一个聪慧伶俐之人，却让无情岁月把梦想封存。她一生为帮父母照顾一家老小，收种庄稼，担水养牛，割草喂羊，纺线织布，纳衣服做鞋……早早就承担了许多甚至力所不及的家务。大姐，为老杨家，付出了太多的汗水和心血。她在出嫁后，还帮父母解决了父母受思想观念和格局的局限，解决不好也解决不了的问题。像母亲的手术，哥哥的婚姻都是大姐在最关键的时候，替父亲母亲出面拿事，出主意想办法。当年，我哥哥未过门的媳妇，领了结婚证准备结婚，不知什么原因却有了精神病。按父亲的想法，来往多年，不能不要人家娃，先看病，病好了结婚。是大姐坚决反对，劝说父亲，出些钱看看病可以，结婚不行。是她说服我常出门做木匠的，见多识广，朋友多的二爸，去乡政府，以结婚证不是我哥摁的手印，人代领为理由，经乡政府司法员调解，扯了离婚证。是她，落了心硬的名声，为哥哥这一段婚姻画了个句号。也是她托大姐夫的发小，把他妻妹说给哥哥，成了哥哥现在的媳妇。在煤矿上班的，有文化的二姐夫，也是大姐托人给二姐提的亲呢。很长时间里，一直是大姐在帮父母理家顺事，大姐在老杨家许多事情上，是父母的精神依靠，也是我们小兄妹的精神依靠。
而今，大姐走了。在想念大姐的时候，我就去登山。登上秦岭，我就静坐山头，看白云……我想，如果那时老父亲能让大姐不早早辍学，好好读书，大姐的世界，一定有诗和远方。
有时候，我也在想，现在独生子女的时代，最多两孩化已成常态，这个世界，怕再也不会有母亲一样做大姐的人。
大姐已离开我们七年了，在她的孩子都成家立业，大女儿为她添了外孙叫大毛，儿子为她添了孙子叫二毛，最小的女儿为她添了外孙女的时候，她却因病离开了所有依靠她的亲人。大姐走的时候还不到六十岁。大姐牺牲自己，照顾了我们，我们却未能照顾好大姐。
每每陪着母亲，我总时不时就想念我的大姐。
扫一扫在手机打开当前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