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本文就历代引泾碑文^①从管理层面着眼，以四个不同角度挖掘和研究古代水利管理制度，分析总结出了古代水利管理过程
         中值得当今学习借鉴的经验和做法，阐述了引泾工程从古至今在水利管理过程中的制度变化，以及对促进当时水利管理起
         到的积极作用。
关键词  引泾碑文  工程  用水  管理制度 Abstract: Ancient managements of water resources in China are examined at four different management angles
          depending anciente pigraphy on water diversion from the Jinghe River for farmland irrigation. Ancient
          Management experiences and methods for water resources worthy of learning nowadays are scrutinized and
          summarized, and evolutions in water resource management systems from the ancient times to present as
          well as their corresponding positive effects on water resources managements are expatiated.
keywords: ancient epigraphy on water diversion from the Jinghe River; engineering; water utilization;
management system .
    公元前246年，秦修郑国渠，民以富强，卒并诸侯，促成中国第一个中央集权封建王朝的建立。其后2260余年，历朝历代，明君贤臣，能工巧匠，维修、更新引泾工程，前赴后继，可歌可泣。两千多年来，不断发展和完善的引泾工程，造福着陕西关中，受益关中百姓。在长期的修渠用水实践中，引泾管理制度也在不断修订和完善，对促进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和保障人民生活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历代引泾碑文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古代官民修建引泾工程的艰难，了解古代引泾修渠及用水管理制度。从大量零散的有关管理制度的描述中，我们可以整理和总结出宝贵经验，也可以从中感受到令人遗憾的坝溃渠废的场景和深刻的教训，这些都值得当代水利人深入思考。
    从管理层面着眼，笔者拟从以下四个方面挖掘和研究历代引泾碑文的文化价值。
    一是引泾工程两千多年来有着较为系统并在不断发展变化和完善的组织管理机构。
    引泾工程始于秦郑国渠。郑国渠的建成，使秦国的大量的旱地变成水田，盐碱地变成良田，以秦国的法竣刑苛的社会管理，一定有严格甚或严酷的管理制度，但秦时的水利管理机构究竟如何，不见记载，不得而知。到了汉时，已有管理泾渠的官吏。“汉时息夫公持节，领获三辅都水”^②。“息夫”是汉哀帝的宠臣姓息夫名躬，“持节”是拿着皇帝授予的权力象征物“节”，都水是总管三辅即关中的水，自然包括泾水。让息夫躬管理三辅的水利，也可见皇帝对三辅地区水利的重视。汉代还有“都水长主陂池灌溉”之制，“都水长”是总管水利灌溉的官吏。可知汉时朝庭已有专门的官员管理农田灌溉。到唐代京兆府设少尹管理泾渠，定期巡视渠上。宋代设“渠司”，明清两代陕西省从西安府到泾渠受益各县都有分管的副职，有系统的管理机构。太白渠的管理机构为“水司”，西安府有管水的通判，清代在泾阳县设置专门管水的县丞或主簿，雍正年间把督粮道改为水利道，作为省级管水利的官府，衙门移驻泾阳王桥镇，便于就近管理。光绪年间曾在泾阳县社树村海角寺内设立龙洞渠管理公所，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又设陕西省泾惠管理局。这些专门负责水利的官员和官府，监督管理着引泾工程建设及工程灌溉效益的发挥。
    据《洪堰定例》，渠首设有看堰护坝的水夫，每县役二人。费用工役，按受水户的地亩摊派。据《重修三白渠碑记》介绍，泾干总渠“流衍三十余里，至成村斗下”分为三渠，即“太白、中白和南白。”太白东流注入三原，中白折而南注高陵。南白则专属泾阳。渠口分三限，限内各立斗门，“斗”，按《泾阳县志》，均写作“堵”。估计“斗”字是“堵”字的简化。据资料，当时引泾渠道总共立斗（堵）为一百三十五个斗门。渠道入乡进村，分支设斗，则由地方政府管理，县有渠总，支渠有水老（段长），斗门有斗夫（斗长），斗长下属还有专门的水夫。如三原县各斗都曾有水夫，最多时为八百名。可见引泾工程从古至今有一个沿袭千年的比较严密的组织管理系统。
    二是历代大型引泾工程中攻克的技术难题及工程施工管理办法都值得学习和借鉴。
    引渠工程两千多年来几经重修。战国时期，秦国自商鞅变法成功，国力强盛，随向东逐鹿中原，韩国因区位关系，无可奈何之际，使出“疲秦”之计，派水工郑国来到秦国，劝秦开凿大型水利工程，以此疲乏秦国，从而无力东伐。但郑国渠建成后，关中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秦国国力更加强大，为秦统一天下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疲秦之计”反成“强秦之策”，秦王嬴政命名为郑国渠。郑国渠在渠道工程布线上，将沿线与渠道交叉的冶峪、清峪、浊峪等小河流“横绝”，拦小河之水入渠。郑国渠“绝冶谷水”“绝清水”“与沮水合”^③，以增加灌溉水量。到了汉代，由于泾河河床下切，渠口相对抬高，水不能入渠。赵中大夫白公建议在郑国渠口上游开渠，使河水自流进入渠道，故而得名白渠。有记载，“自郑国渠起，至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百三十六岁，而倪宽为左内史，奏请穿凿六辅渠，以益溉郑国傍高卬之田”^④。左内史倪宽修六辅渠，收集沿渠附近河流之水以扩充水源，灌高仰之田。唐代三白渠就其渠首及渠系工程的改善，灌溉方式及用水制度的变革，管理体制及法规的健全，以及灌溉效益等而言，均已超过了秦汉时期。此时的引泾灌区，渠系经过大规模重修改造，干、支、斗渠配套，设三限闸健全配水体系，改变过去引洪灌溉为引清灌溉，在京兆少一的直接领导下，有较为完备的管理组织和制度，建立日常维护制度，发展水车灌溉和渠道碾硙，灌溉效益显著。宋代修丰利渠，渠首位置上移到泾河岩岸，开石渠与白渠相接。河床继续下切，到了元代，渠口水不能入渠，西台御史王琚又在上游111米处续开石渠与丰利渠接通，起名为王御史渠，又名新渠。
    明代项忠、余子俊、阮勤等人相继修广惠渠。先后凿穿大小龙山，“山中石顽如铁，日用炭炙醋淬”，民夫口衔灯火，身披蓑衣开凿，工程十分艰巨。据项忠统计，用官银一千九百四十四两四钱九分二厘九毫。动用官仓粮六千三百八十石七斗，共计用工八十六万六千一百二十四个。除各县所派出的役工外。雇佣专业工匠二千八百六十人，其中石匠六百八十六人，铁匠一百二十五人、木工三十九人，正夫六百四十八人，杂夫二百二十二人、伙头（伙夫）一百五十八人。历时五年，尚未能通水。后经继任者阮勤续修最终告成，广惠渠前后断断续续历时十八年，实用工期八年。通水后灌溉田地八千余顷。后萧翀因广惠渠渠口为沿山砌石为堤，遇洪水则被冲毁，于是建议修通济渠，用夫千人，工匠二百人。采用凿石开渠法。修通济渠，“于石坚处，以火锻之，而沃以醋”。“其工匠所费银米，皆出之于受水之家。”，并非动用官府钱粮。
    清代几次大的重建，重视泉水的利用和开发。泉水清而性暖宜稼，泾泥浊而易于壅塞，于是汇数泉之水为天涝池，在龙洞之外阻拦泾水，而专引泉水入渠，即“拒泾引泉”。遂改名龙洞渠。道光年间一次工程议借官银二万两，分五年分摊于利田之家偿还。“自三龙眼以下，石条排比，以铁饼嵌合，条以铁柱贯以上”。光绪二十五年，陕西巡抚魏光寿主持重修龙洞，动用国库，调动陕西驻军参与修渠，历时一年，扩大灌溉面积十万亩。所有负责工程的有总兵、有参将。带领士兵修渠，用修渠款作为军费，灌区受益人家按田出资，不再调发利夫按田出丁。清代是引泾灌溉的一个衰落时期。
    每凡有大的工程改造，无论迁移渠口、设堰筑坝，穿凿隧洞等，都是由有关部门奏报朝庭，甚至由皇帝下旨授权，动用官库，征发民夫，兴师动众，费时耗力，完成工程。如宋代大观年间，在修丰利渠之前，就有过半截子工程，就是因为岁歉弛修。后经穆京、赵佺等人努力，向皇帝面陈修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皇帝才派赵佺负责修渠。丰利渠建成后，效益显著，百姓欢呼，影响很大，凡灌溉泾阳、三原、高陵、礼泉、栎阳、云阳、富平田地三万五千九十顷。因此徽宗皇帝还派出钦差进行表彰奖励。
    在历代引泾工程施工过程中，各个时期都有先进的施工技术和科学的管理方法。明代三原人马理建议为提高功效，改服劳役修渠为雇工修渠，雇佣专门的工匠。他说：“闻三原之市有土石之工焉，计役夫所费取十分之一以雇之，不胜用矣。夫诸工者，游食之民也。货取之于渠，所编而为夫，遂分工而使之；讫工者给其值，否者役，阙者补；如周之“闲民”、今之“灶户”然，则财不伤、民不害，而事易举矣。”古代没有机械，全靠人力。而仲山石质坚硬，难以开凿，管理不当，方法不妥，往往会劳而无功。例如凿石，调征来的役夫，用铁钎凿，或铁锤打，收效甚微，而专业工匠，经验丰富，采取锻烧水浇的办法，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这一办法在修通济渠时被采用。马理还建议设立维修墓金，筹集资金，存本生息的办法，也值得借鉴，尽管因为政局动荡此法并未采用。
    清道光年间一次修龙洞渠，借帑银二万一千两，那次工程进展顺利。由先一年九月动工，到次闰三月竣工，花费了多半年时间建成。再大的工程项目，即使朝庭出钱，百姓出力，往往因用人、管理不善等原因虎头蛇尾，半途而废，甚至功败垂成。这样的教训比比皆是。据《程百川上宰相书》载，他的祖父在神宗皇帝的支持下，致力于引泾工程，多年费心耗力，在工程有了眉目的时候，有人阻挠，致使未能成功。有的是因为方法守旧，旷日费力，劳民伤财，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相反，明代万历年间，泾阳、三原、高陵三县知县联合动员动工修渠，由泾阳县丞王国政担任工程指挥，他“起居饮食与夫役同甘苦”铁洞深二十余丈，被泥沙堵塞。王国政用绳子把自己吊下，亲诣其境，“以火烛之”现场指挥。 清代康熙年代泾阳县丞张式似担任工程指挥。他“捐俸犒工”，身先士卒，带动工匠，解决疑难，终于取得成效。
    当然，在启动大型工程的管理方面，也会受时局影响，存在一定缺陷。例如按田出丁，参加重要修渠工程。让高陵、三原、礼泉的役夫成千上万到渠首开山凿洞，这里深山荒野，这些人在这里吃住都成问题，特别遇到雨天，连避风雨的地方都找不到，劳动效率低下。后来有人建议雇佣当地人，让高陵、三原、礼泉的人出钱，不再百里路往返奔波，当地人出力，可谓两便。    
    在历代引泾工程中不乏有能工巧匠、先进技术和重要发明，在当时的条件下发挥着关键性作用。例如明代修通济渠，在大龙山渠首设闸，洪期关闭，以防泥石进入，到用水时打开。如丰利渠在渠口前引泾处“陷木如棂”，又横接大木。这样在洪水来时，泾水仍透过木棂进入渠道，而石块则被拦于木棂之外。这在当时，可算作是一项重大的发明。如“炭炙醋淬”破石法，就是用炭火锻烧顽石，再用醋浇，石块就破碎易凿。再如石条灌铁连接术，把大石条或大方石块用隼铆法接起来，用镕铁灌铸，再用糯米石灰填缝，用此法筑堤堤固，经得起洪水冲激。用此法铺渠底，经渠水长期冲流，渠水不漏，多年后，米粒仍如新。明万历年间，重修洪堰，在深山采石，往往因为“山竣石滚”，伤者不免。泾阳县丞王国政，发明“绳援法”，类似于现代的索道运输，保证了采石工人安全。他还创造砌石“大连环串合法”，“大石连环，串合成块，崇厚平妥而可久延。”这些方法，都是古代人民劳动智慧的结晶，当时环境条件下由于历朝历代的封建统治者不重视科学技术的开发利用，缺乏对技术发明创造的奖励机制，发明者只能隐姓埋名。甚或，把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看作是雕虫小技，甚至当作旁门左道。这也是长期以来，引泾管理技术在古代一直比较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
    民国时期（1928年-1930年），陕西遭遇特大干旱，三年庄稼颗粒无收，赤地千里，饿殍遍野，惨绝人寰，兴修水利的呼声高涨。一代水利大师李仪祉先生应陕西省政府主席杨虎城的邀请回陕主持引泾工程，李仪祉先生放弃高官厚禄、勇克时艰。当时杨虎城从军费中拿出40万元，美国檀香山华侨募捐15万元，朱子桥先生捐助洋灰两万袋，各方筹集资金百万余元，引泾工程于1930年开工建设。在渠首筑起混凝土拦河大坝，1932年6月一期建成通水，可灌地50万亩。1935年二期工程完工，扩灌至65万亩。
    泾惠渠从规划、勘测、设计、施工全部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渠首施工采用自备火力发电，解决照明、爆破开石、风钻开凿隧洞，轻便铁轨运料出渣。渠道土方工程组织乡村上劳施工，划段包干，工程处负责工程质量，按土方付给工钱，整个施工工程井然有序。泾惠渠的建成，解黎民于倒悬，树立了中国大型灌区灌溉工程的样板，开创了中国现代水利的先河，得到国际上的一致认可。
    三是引泾工程在长期的运行过程中形成了一系列的渠道维护管理制度。
    一项引泾工程建成后，要经过长时间的考验，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甚至几百年，要及时清淤淘泥，固堤护岸，维护设施。历朝历代，对于渠道的疏通维护，都有规定。明代《抚院明文》强调：“水利为民生第一，开浚乃地方首务”。引泾工程长期以来由利户分段包干，属于谁受益谁维护的性质。唐代修堰疏渠，计田出丁，八月一日修堰，到十月放水，成为定制。到明代，开始有专业的维修管理人员，组成一支专业的的水利工作维修队伍，名叫水手。由开始的七名增加到后来的三十名。水手的任务就是负责渠道的日常维修，疏淤通堵，并负有巡查管护的责任。水手的工银每人每年六两。其中给每名水手拨付渠边田地种植，抵扣部分工银贰两伍钱，每年实付工银叁两伍钱，由泾阳、三原、高陵、礼泉四县按受水利户的田亩征收，交由泾阳县丞每年分两次发放。水手由水利司管理，水手不但修渠而且护渠。实际上是一支“水利监察队”。
    清代光绪年间在一次大修工程之后，陕西巡抚魏光寿又拟定了具体的修渠章程。“乃就地长筹经费，以资岁修。立各县渠总，以专责成。设公所于社树海角寺，以便会议。酌定章程，以垂久远。每年夏秋，由泾阳水利县丞会率泾阳渠总，就近督同额设水夫，按月三旬，勤刈渠中水草，九月之望，各县渠总会集公所，勘验渠道及各渡水石桥，截水土渠，遇有微工，随时修理。只许动用息银。工程较大，则先行核实估计，禀候批准。酌提存本，工竣造报。”
    渠道的日常维护管理，采取分级负责的办法。渠首和干渠，由水利部门统一管理，支渠斗渠，由地方的渠长、水老、斗夫负责，他们按谁受益谁修渠的原则，把任务分给各“利户”，从清淤积、除泥沙到加固堤岸，都有质量和数量的规定。如修堤不坚者要予以处罚。规定有关管理部门有关管理人员，要严密监视和看守，严防破坏行为。重要地段严禁无关人员行走或站立。《白渠用水则例》明确规定：“无故于三限行立者，皆有罚。”为了维护渠道设施包括树木，有关部门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据明代天启年间兵巡关内道特示：“如有牛羊作践渠岸，致土落渠内者，牛一只、羊十只以下”，由“水手径自栓留，宰杀勿论，原主姑免究”；如果“牛二只、羊十只以上”，由水手“一面将牛羊圈栓水利司，一面报官锁拿原主，枷号重责。”
    四是引泾工程在长期的用水灌溉实践中形成了一套周密严格的用水管理制度。 
    引泾灌溉历朝历代都是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引泾碑文中涉及到用水管理制度的地方很多。用水浇田，要作到公平合理，就必须有法律制度做保证。有关修渠用水的法规制度，秦时应该就有，惜无从查考。但是大体用水原则自汉唐以至民国，代代因袭，似乎约定俗成。西汉时，对用水灌溉管理作出明确规定，“凡水之行也，自上而下；水之用也，自下而上。溉下交上，庸次递寝，岁有月，月有日，日有时，顷刻不容紊乱。水论度，度论准，准论徼，尺寸不得减增。彼邑之水，禁壅诸此邑；彼斗之水，禁取诸此斗。即斗内之地，禁亩寡之水，占亩多之水”^⑤。到了唐代，“决泄有时，畎浍有度；居上游者，不保拥泉而颛其腴；每岁少尹一人行视之，以诛不式。”^⑥。就是每年京兆府派出少尹巡查，来诛杀不按规定用水的人。且有记载，“凡用水先令堵吏入状，具堵内村户，苗稼官给由帖，方许开堵。用毕，各堵以承水时刻，浇过顷亩田苗，申报水值。每岁至十月一日放水，至七月中住罢，初论麦苗秋禾麻，溉有定时，违者罪之。寻令听民便，但不得过，应有水限耳。其水限初，每一夫溉夏秋田一顷六十亩，后改一顷七十亩。今一顷用水之序，自下而上。最下一堵，溉毕闭堵。即刻交之上堵，依次递用。堵内诸利户各有分定时刻，其递次序亦如之。夜以继日，不得少违。有多浇者，断罚有差。初每亩罚麦一斗。非利户者一石，后减半焉”^②。
    尽管法令严苛。但由于水利是农业的命脉，用水关系到农业的丰歉，因用水引起的纷争，历朝历代，不断发生，常因用水对簿公堂，有时甚至会激化为村与村的械斗。“斗诸原而哗诸庭”。如晚唐时期，由于战乱，管理松弛。引泾用水不断出现矛盾和纷争，特别是地处上游的泾阳人筑坝堵水，使“泾田独肥，它邑为枯。”“公取全流，”“泽不及下”，严重影响了地处下游的高陵等县的农田灌溉。后来高陵县令刘仁师三番五次，向朝庭申诉，甚至扬言要碰死在丞相面前，终于为高陵人争得了用水权益，我们从唐代刘禹锡所撰“高陵令刘君遗爱碑”和明代天启年间的高陵知县赵天赐所写“祭唐刘令文”，就可以看出高陵县百姓世世代代对这位维护用水制度的英雄的感激之情。到了清代，尽管如此，仍然纷争不断，龙洞渠中渠的铁眼斗因位于上游，当时也常成为纷争关注的斗门。据碑文记载，居于下游的三原、高陵水老、斗门“动辄禀供，不云铁眼斗偷盗，便云堵截。以致三、高、泾县主关移往来，不胜浩繁。”
    为了解决泾渠上下游之间用水的矛盾，历朝官府，都想方设法，严明用水制度。据明代马理在《重修泾川五渠记》记载，明代朝庭“申明水法，俾有司行焉”，又“申明三限用水之法，严禁曲防。故水利均而博焉”。
    到了清代，又制定了更为详细的《水册》，引泾用水实行“一条鞭”法，即渠道上下游由水利部门统一管理，用水顺序，自下而上。下关上开。并对各斗的受水时段和用水量都作了详细而严格的规定。据清贺瑞麟《三原县新志》转引《水册》所载，太白渠自泾阳北限分水，经县城穿城向东流，灌溉田地二千九百五十二亩。三原县的用水时间在顺治九年（1652年）每月初三日午时初分起至初八日亥尽止。后因泾水流量减少，到雍正五年（1751年）改为每月初十日未时初到十三日卯尽止，减去水期二日九时。又以泾阳中白渠之龙洞渠中渠之铁眼斗为例。 “每月在于铁眼内分受水程”，逢大月三十天时，则“自初二日”开始，逢小月二十九天则“从初三起”，“十九日寅时四刻止”；“每月初五、初十、十五日三昼夜长流入县，过堂游泮，以资溉用，名曰官水。”除官水之外，共利夫廿三名半，每夫一名，额浇地九十一亩九分四厘奇，共额浇地廿一顷六十亩六分三厘。载入《水册》，存在工房，并刻诸碑石，确凿可查。
    除有关管理层面以上四个方面的内容外，还有一个关于这些管理制度的保存和宣传途径形式也值得学习和借鉴。在古代，以勒碑刻石来记载重大事件，使古代有关水利的管理制度得以保存，并方便即时宣传。引泾碑文二十余篇，内容丰富。有的是主持策划修建工程的高级官吏，如项忠等；有的是泾渠所在受益府县的地方主官，也有文学家、文化学者，如刘禹锡、马理等，他们将与引泾工程有关的重大事件刻石立碑，颂扬为引泾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人物，讲述从事一项工程的艰辛，颁布有关的法令制度，便于来者阅读，也能保存久远，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是一种很好的宣传手法。老百姓有什么重要的约定，也可以立碑。泾阳县成村铁眼斗把有关制度立石记载，难能可贵。因为他们所记的内容，是要求后来管理此斗的人，能顾全大局，能照顾到邻县三原、高陵地区的用水。并把三原、高陵人的诉状刻在碑石上，让本斗的人时时警惕而引以为戒，这种态度和做法即便在现今也不多见。
    前事不忘，后世之师。认真总结古代引泾管理的经验教训，必将对推动水利改革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参考文献：
    ① 陕西水利博物馆《引泾记之碑文篇》；
    ②《泾阳县志》；
    ③郦道元《水经注.沮水》；
    ④班固《汉书.沟洫志》；
    ⑤西汉兒宽《水令》；
    ⑥唐代《水部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