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国安邦，治水为要

    1972年11月21日，周恩来在听取葛洲坝工程情况汇报时曾讲过这样几句沉甸甸的话：“解放后二十年我关心两事情，一个水利，一个上天（导弹、卫星）。”⑴作为日理万机的泱泱大国总理，周恩来之所以一直把治水工作作为治国安邦的大事、要事去抓，主要基于以下几点原因：

第一，由于自然地理的特点，使水旱灾害一直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急，也使得水利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国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生动光辉的治水史。在我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历代有为的统治者都把治水作为定国安邦的重大举措。善于以史为鉴的周恩来必然会高度重视新中国的治水大业。

    第二，近代中国水患频仍，严重危胁着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十九世纪以来，中华民族内忧外患，国力衰退，江河失修。尤其是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由于政治腐败，水利荒废，导致我国水旱灾害频繁。就在共和国成立前夕的1949年夏季，长江和淮河堤防决口，江、浙、沪的海堤在台风袭击下几乎全线崩溃，千百万灾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至今，在我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约有100万平方公里的面积依靠江河湖海的堤防保护，经常处在水灾的威胁之下，而这些地区恰恰又是我国人口最集中、工农业最发达、大中城市星罗棋布的地方。至于旱灾更普遍危胁着全部的国土。如此严峻的治水局面，无疑是周恩来寝食难安的重大问题。

    第三，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而水又是粮食的命脉。特别是象中国这样自然经济占主体的农业大国，要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必须首先发展农业生产。而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是影响粮食产量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如何解决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是摆在党和政府面前的首要课题。

基于上述原因，作为肩负治国安邦大任的共和国总理周恩来，必然会把治水列入其行政管理的重要日程。在周恩来长达26年之久的国务生涯中，他一直把治水作为国家建设基本的、先行的工作。1950年8月24日，周恩来在中华全国自然工作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上作了《建设与团结》的重要讲话，他说：“在国家建设计划中，站在科学家的岗位上，我们开始做些什么呢？不可能百废俱兴，要先从几件基本工作入手。”（2）谈到基本工作，他着重谈了农业方面，他说：“首先是实村土改，解放生产力，然后求得发展……配合土改，我们要着手以下几件工作。第一，兴修水利……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3）共和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根据国情和人民的意愿，立即把水利建设列在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首位。在治水为先的思想指导下，周恩来上任伊始便开始了规划和部署对全国水患的治理。他协调左右，调度各方，优先解决了治水所需要的人力、物力和财力。针对十分急迫的治淮工作，1950年9月，他写信给中央有关领导，指出：“治淮工作不直延搁。故凡紧急工程依照计划需提前拨款者，亦望水利部呈报中财委核支；凡需经政务院令各部门各地方调拨人员物资者，望水利部迅即代拟文电交院核发。”（4）对事关长江防汛安危的荆江分洪工程建设，周恩来同样给予了充分的重视和支持。1952年3月，周恩来指示有关领导：荆江分洪关键工程所需物资，除中南可自行解决外，尚缺材料须由中央调拨，望即作出详细计划，径电中财委请拨。如人力及其他尚有困难，亦请电告。在周恩来的关怀和督促下，治水所需得到了优先保证，使建国初期的治淮、荆江分洪等重点水利工程建设进展十分顺利，其中长江修建的第一个大型分洪工程——荆江分洪工程仅用75天时间就全部竣工。

    周恩来重视治水是一贯的。每一个时期水利工作的方针任务，每一条大江大河的治理方略都是在他亲自主持下制定的。在“文革”前，每年制定经济发展计划时，他都要另外安排时间，听取水利工作汇报。他说：“水利计划很复杂，需要专门研究。”（5）即使在“文革”那样艰难的岁月，许多重大水利工程如三门峡改建、长江葛洲坝工程等，在他的直接主持下，仍能及时做出正确的决策。由于他的领导和支持，水利工作克服了各种干扰和挫折，避免了许多重大失误，使我国的江河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观，水利建设出现了崭新的局面。

    二、蓄泄兼筹，综合利用

    众所周知，由于受气候等因素的影响，整个世界的水资源在时间和空间的分布都处于不均衡的状态，我国尤甚。旱则赤地千里，河流干涸；涝则洪水泛滥，一片汪洋。单纯地蓄水和单纯地泄水，都是片面的，都不能达到除害兴利的目的。1950年淮河大水后，周恩来亲自抓了治淮工作。针对治淮讨论会上出现的蓄泄之争，周恩来借鉴中国历史上鲧、禹治水的经验教训，结合淮河的实际，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观点，提出了“蓄泄兼筹，以达根治之目的”（6）的治淮方针。他指出：淮河一下大水，一下干旱。水量不多，但山洪很多，到平原的水流动又慢，因此调节水量很重要。又说，治淮既要重视泄洪入海，也要有利灌溉农田，还要注意配合发电。蓄泄兼筹的治水方针，一方面满足了防洪除涝的需要，同时，还统筹考虑了供水、发电、航运的需要，除害兴利兼顾。

    蓄泄兼筹的治水方针是针对治淮提出的，但同样适用于其他江河的治理。1972年11月，周恩来针对治理海河工程提出要鲧禹结合，光当鲧不对，光当禹也不行，只强调留不对，不留也不行，走和留不能只强调一面。这就进一步丰富了蓄泄兼筹的治水思想，也为后来“上蓄、中疏、下排、适当地滞”的海河治水原则的提出打下了基础。

    与蓄泄兼筹的治水方针相联系，周恩来十分注重治水的统筹兼顾，综合利用，力求除害兴利的有机结合。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说，增加水利时，同时要减少水害，只有这样才能逐步达到治水目的。除害兴利需要全面比较，综合研究，以便做到趋利避害，两害相较取其轻，两利相较取其重，避免做出不得益反受其害的蠢事。对于黄河的治理，周恩来认为治黄有防洪、灌溉、发电、航运等综合利用问题，但防洪应放在第一位，不能与另三者并列齐观。对于长江的治理，周恩来强调要把远景与近期、干流与支流、大型与中小型工程联系起来考虑，力争做到防洪、发电、灌溉、航运、养殖五利俱全。对于其他江河的治理，周恩来也强调：洪水泛滥为害，缺水干旱亦为害。不能为治洪水之害而忽视兴灌溉之利。除涝不要忘抗旱，防涝亦防旱。

周恩来治水中的统筹兼顾、综合利用、除害兴利思想，还表现在他对水土保持和水污染治理工作的重视上。早在1952年12月19日，周恩来主持第163次政务会议，就讨论通过了《政务院关于发动群众开展防旱、抗旱并大力推进水土保工作的指示》，强调并部署了水土保持工作。在总结1958年战胜黄河特大洪水的经验时，周恩来指出，几百万人上堤防洪是当时的应急方法，不是保证黄河安澜的积极的和长久的办法。他认为做好水土保持工作，改造黄土高原水土流失的状况，是解决黄河灾害的长期的根本性的办法之一。他在视察黄河、长江水利工程时，多次表达这样的思想：不能孤立地靠修水库解决防洪问题，必须联系、配合各方面的工作，特别是首先要以水土保持为基础。70年代初，随着人口的过度增长和工业的发展，水资源短缺与江河污染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周恩来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治理三废、保护水源水质问题。1970年，周恩来针对黄浦江、苏州河的污染情况，意味深长地指出，搞工业不能给人民的生活带来不利，要注意把工业污染处理好。

    三、标本兼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

    治水是一项十分艰巨、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技术、政治等方方面面的问题。大江大河治理和重大水利工程建设，除害兴利的效益十分显著，但同时存在着技术复杂、周期长、见效慢的问题，而且消耗的人力、物力、财力也十分巨大。因此，必须把治水的理想和现实、目标和步骤、眼前和长远有机地结合起来，积极稳妥，循序渐进，量力而行。有鉴于此，周恩来提出了标本兼治，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思想。

    周恩来反对治标而不治本的狭隘做法。他说：“我们不能只求治标，一定要治本，要把几条主要河流，如淮河、汉水、黄河、长江等修治好。”⑦黄河水害是中华民族的心腹之患，周恩来曾满怀豪情地说：“总有一天可以把黄河治理好。我们要有这样的雄心壮志”⑧。同时，他也反对不顾客观实际，片面强调治本，轻举妄动，急躁冒进的行为。针对黄河治理的复杂性和艰巨性，他又反复强调，谦虚一些，谨慎一些，不要急躁，要兢兢业业地做。对淮河的治理，周恩来指出，1951年先不妨在治本的方向上来治淮，主要的还是治标。在治淮的问题上，我们要加紧进行，但只能分期完成。治淮的过程只能是由有灾到少灾，由少灾到无灾，一步一步来。

    对长江的治理，更突出地体现出周恩来标本兼治的思想。新中国成立之初，周恩来针对“万里长江，险在荆江”的严峻现实，果断地做出了先修荆江分洪工程的决策，并把它作为治理长江的应急措施。荆江工程建成后，为战胜1954年长江大水起到了关键作用。但荆江分洪工程作为治理长江的治标工程，远远不能解决根治长江的问题。为此，周恩来指示长江治理管理部门长委一定要从长江流域治理规划入手，探求治本之策，并亲自挂帅，领导长江治理规划的制定 长江治本的主要工程——三峡的筹建。由于“大跃进”的主观蛮干和盲目冒进，使国力民力受到了严重损伤，加之继之而来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撤走专家以及备战的需要等主客观因素的影响，使当时上马三峡的条件尚不成熟。周恩来审时度势，本着标本兼施、积极稳妥、量力而行的精神，实事求是地做出了调整三峡建设步伐的决定。1958年，在周恩来的主持下，作出了先上丹江口水利枢纽的重大决策。1970年，周恩来又作出了支持先上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的重大决策。他在致毛泽东等的信中说：“兴建葛洲坝水利工程是可行的。……至于三峡大坝，需视国际形势和国内防空炸的技术力量的增长，修高坝经验的积累，再在‘四五’期间考虑如何建设。”⑨建设丹江口和葛洲坝这两项大型水利工程，既是治理长江的治标工程，又是治本工程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两大工程建成后，不但很好地发挥了防洪、发电、航运等综合效益，同时也为三峡工程的建设作了充分的实战准备。

    周恩来的标本兼治的治水思想，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相结合的精神。治标，主要解决当前利益问题；治本，则是解决长远利益问题。但治本的各种投入巨大，而且见效慢。因此，在治水活动中必须妥善处理好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关系。1953年8月20日，周恩来在186次政务会议上，肯定了3年来治准和修建荆江分洪、官厅水库、引黄济卫等工程的成绩，同时指出，政务会议经常讨论大工程，着重搞大工程，而对一般的农田水利工程注意不够。他说，在一定时期内，几万人的眼前利益还是农田水利。搞大工程时间很长，长远的利益应与眼前的利益相结合。有时眼前顾得多了就影响长远，有时顾了长远就与现实脱节。他还说，大工程要搞，但不能冒进、贪多。现在要建设，就要按比例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内还是多搞小的农田水利工程。

    治理江河水患是十分复杂和艰巨的任务，不可能一步登天，一蹴而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循序渐进，通过一个又一个具体步骤和措施完成。周恩来在治水过程中体现出的理想与现实、目标与步骤、治本与治标、长远与当前有机结合的思想，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不仅对于指导水利，而且对指导整个经济建设都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四、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治水的复杂性和水的流域性等特点，要求大江大河的治理必须以流域为单元进行综合的治理与开发。因此，在治水过程中，必须克服本位主义、地方主义和分散主义，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和关系，争取最佳的治理效果。如何实现这一点呢？周恩来认为，要统一规划，统一管理。

    统一规划，就是根据每一条江河的实际，站在整个水系和整个流域的高度，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制定出科学的、系统的治水方略，并作为治理某一江河的根本依据。1950年，在决定大规模整治淮河时，周恩来认为要根治淮河必须先有个规划。淮河流域的规划就是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下制定并由他亲自审定的。在审定淮委拟定的治淮规划（《治淮方略》）过程中，周恩来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在讨论淮河规划的汇报会上，周恩来十分认真地听取了汇报；在审阅《治理方略》的总图表时，周恩来俯身趴在地上仔细查看图上的注字，并不时提出一些问题。当时的淮河流域规划，虽说只是初步的规划，但也堪称是大型的统一的规划，关系着豫、鲁、皖、苏四省的水利工程建设的总体部局。该规划经政务院批准后，即成为淮河治理的根本蓝图和依据。在这一规划的指导下，淮河各支流先后修建了佛子岭、梅山、板桥、石漫滩、沂沐河改造等著名的水利工程，为促进淮河流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在治理黄河、长江、海河过程中，周恩来也十分强调搞好规划的重要性。在他的关怀和筹划下，先后成立了黄河流域规划委员会和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后改为长办），全面开展了黄河、长江治理的规划工作。1958年以来，周恩来受党中央、毛主席的委托，一直亲自领导长江流域规划和长江三峡建设的前期工作。1963年8月海河大水后，周恩来指示水利部抓紧做好海河流域规划，并亲自审定了该规划。

    治水的特点客观上要求要协调和集中各方面的力量进行综合的治理与开发。为此，周恩来强调大江大河治理和重要水利工程建设要统一管 理、集中领导。1950年11月3日，在第57次政务会议上讨论治淮问题时，周恩来把统一管理和集中领导作为治淮的重要原则之一。不久，根据周恩来的意见，成立了治淮委员会，作为统一领导豫、皖、苏、鲁四省治淮的领导机构。治淮委员会的成立，对于集四省的力量共同治淮，保证治淮工作的顺利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以后，对长江、黄河的治理也坚持了统一管理的原则，长办和黄委这两大流域管理机构的成立，对推进长江、黄河的综合治理与开发，防止治水过程中的本位主义、条块分割、分散主义起到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大跃进”期间，权力下放，统一管理的治水原则遭到了破坏。特别是治淮工作，由于实行了不要统一规划、不要统一管理的错误做法，导致地方主义大发展，任意堵水、截水，引起了土壤盐碱化和涝灾，带来了十分严重的恶果。60年代初期，在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时周恩来严厉批评了治淮工作中的地方主义现象。1963年9月中央工作会议上，周恩来再次强调：中央要统一管理对黄河、淮河和海河流域的治理，并将制订统一的远景规划。

    当然，周恩来强调治水的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并不否定根据实际，适当分散，以调动地方治水积极性的做法。在1951年初讨论水利工作1950年工作总结和1951年的方针任务时，他精辟地论述了统一性与分散性、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辩证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治水实践证明，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的治水原则是十分正确的。离开了统一规划和统一管理，治水工作就会出现一盘散沙、各自为战的局面，就会严重影响除水患、兴水利的大业。

    五、顾全大局，团结治水

    在治水过程中，常常会遇到这样的问题：水多了，人们视之为洪水猛兽，避之惟恐不及；水少了，滴水贵如油，人们又盼水争水。在上述情况下，往往容易引发上下游、左右岸的水利矛盾和纠纷。对此，周恩来提出了顾全大局、团结治水的思想。

周恩来善于用历史的经验教训教育干部。他以国民党时期治淮由江浙人管事，只管下游，不管中游，闹地方主义为戒，反复强调治水要顾全大局，不能明哲保身，以邻为壑，搞地方主义。他在领导治淮、治江、治黄过程中，都要求上中下游要顾全大局，团结协作，福祸与共，并亲自协调解决了不少水事矛盾和纠纷。1950年治淮时，周恩来提出要兼顾上中下游的利益关系。他说，今后治淮工作，以华东为主，中南为副，集三省之力一块来搞，上中下游共同分工合作。在治淮实施过程中，周恩来还具体解决了皖北和苏北的水利纠纷。他说，站在苏北的立场，当然要维护苏北的利益，想保存归涝坝以东的土地，当地人民也不愿意大水在自己的附近过去。但我们要从全局利益出发，不能只淹皖北不淹苏北。又说，三河活动坝如果挡不住洪水，下游就不可能不淹，应该早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不能只保一省的安全。有关全局的事情总是应该大家分担才能解决，哪一方只想自保都不行。

    1952年兴建荆江分洪工程，湖北很积极，湖南则存在顾虑，担心荆江分洪区虽在湖北境内，但分洪区蓄满水，就等于洞庭湖上顶了一盆水，万一南线大堤决口，就等于水淹湖南。为了消除湖南的顾虑，保证荆江防洪的大局，周恩来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协调工作。他说，荆江分洪工程若不能完成，如遇洪水，进行无准备的分洪，必然危及洞庭沿湖居民，如肯定不分洪，则在荆江大堤濒于溃决的危胁下，仍存在着不得已而被迫分洪的可能和危险。因此，荆江分洪工程必须尽快完成。在周恩来的具体指导下，湖北、湖南两省从大局出发，紧密配合，保证荆江分洪工程的顺利完成。该工程在战胜1954年长江特大洪水中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

     黄河三门峡水库因设计不合理，泥沙淤积严重，必须改建。可是下游有关省的领导从局部利益出发反对改建。周恩来耐心地指出：“反对改建的同志为什么只看到河道下游发生冲刷的好现象而不看中游发生了的坏现象呢？如果影响西安工业基地，损失就绝不是几千万元的事。对西安和库区同志的担心又怎样回答呢？”⑩他还说：“如果三门峡水库淤满了，来了洪水，淹了上游，洪水还要下来，遇上伊、洛、沁河洪水，能不能保证下游不决口？即使不决口也会有很大的风险。我们看问题要有全局观点，要进行比较。”（11）在周恩来循循善诱的说服下，终于通过了三门峡水库的改建方案。

    北方缺水，争水纠纷时有发生。为此，周恩来有时要亲自找有关省市开会，协调解决用水问题。周恩来说：治水要照顾全局，要有共产主义风格，要有牺牲精神，要从上游到下游进行教育，基层干部都要有这个认识。

   周恩来在治水活动中提出的顾全大局、团结治水思想，以及在协调解决水事矛盾中表现出的高超领导艺术，对促进江河上下游、左右岸不同地区之间协作治水、团结治水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也使许多复杂尖锐的水利纠纷得以妥善解决。周恩来关于顾全大局、团结治水的思想，对我们今天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水事矛盾仍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六、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

    周恩来深知，治水是一项复杂性和科学性很强的工作，绝不能凭主观意志和想象，进行盲目决策和瞎指挥。在他治水的思想和决策中，充分体现出鲜明的民主化和科学化精神。

第一，鼓励争鸣，博采众长。

    1956年6月，毛泽东三次畅游长江之后，写下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的雄壮诗篇，以诗的形式肯定了治理长江的战略重点在三峡。一时三峡工程成了人们的热点话题，并由此引发了要求三峡上马和反对三峡上马的激烈争论。1958年1月，在中央南宁会议上，以林一山和李锐为争论双方的代表，各自向中央力陈了自己的主张。2月底到3月初，周恩来溯江而上，视察了荆江和三峡，广泛听取了各种不同的意见。3月5日，周恩来在讨论三峡建设的会上，充分肯定了争论的意义和必要。他说，两年来的争论是必要的，不争论哪会有这样多的材料回答各个方面提出的问题？在今后的工作中，应允许有反对的意见，这是我们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三峡是千年大计，对问题只看一面，很容易走向片面。为了把三峡搞得更好，是可以争论的。

黄河三门峡工程于1957年开工后，泥沙淤积问题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和疑虑。如何解决淤积问题，各方面意见很不一致，有的主张炸掉三门峡水库，有的主张把大坝再提高一些，还有一种意见是全面放淤，只拦洪不发电、不灌溉。对此，周恩来于1958手4月下旬主持召开了三门峡现场会议。他在总结发言中，首先肯定了不同意见展开争论的必要。他说，这个会是有意识地听取不同的意见，树立对立面，如果这次是我们在水利问题上拿三门峡水库作为一个中心问题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百家争鸣的话，那么现在只是一个开始，还可以继续争鸣下去。综合各方面的意见，周恩来做出了降低大坝高程和水库蓄水位的决定。1960年9月，三门峡大坝建成蓄水。在运行过程中，泥沙淤积情况日益严重。1964年12月，周恩来又一次主持召开了治黄工作会议，他指出：“治理黄河规划和三门峡枢纽工程，做得是全对还是全不对，是对的多还是对的少，这个问题有争论，还得经过一段时间的试验、观察才看得清楚，不宜过早下结论。只要有利于社会主义建设，能使黄河水土为民兴利除弊，各种不同的意见都是允许发表的。”（12）“不管持哪种意见的同志，都不要自满，要谦虚一些，多想想，多研究资料，多到现场去看看，不要急于下结论”。（13）在这次会上，周恩来在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批准了二洞四管的改建工程方案，变原来的蓄水拦沙为滞洪排沙。三门峡水库改建后收到良好效果。

    对外国专家关于治水问题的建议，周恩来同样给予足够的重视，既不盲从，也不排斥，而是取其所长，避其所短。这不仅是周恩来在治水实践中的一个重要思想，而且是周恩来指导对外关系的一个重要思想。

    第二，重视科学，尊重专家，保护人才

    周恩来曾说：水利比上天难，治水不单纯是个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还必须通过科学技术解决问题。解放战争期间，周恩来在领导黄河堵回归故的斗争中，曾痛斥了国民党当局代表对黄河堵口归故所持的一系列所谓“假定”态度。他义正辞严地指出：必须以科学的方法对待，经验估计和主观假定，皆不可作依据，怎么能把如此重大问题的考虑，放在一个假定之上？！共和国成立之初，周恩来十分重视黄河的治理。他指出，黄河治理是极其复杂的，不能在资料不全的情况下贸然进行。他号召黄河工作人员要钻到实际中去摸索、搜集、调研、勘察、研究，以明白各方面的情况。在治理长江中，周恩来是赞成修建三峡工程的，但他认为要修建这样的世界一流的巨大工程，必须贯彻毛主席提出的“积极准备，充分可靠”的方针，要认真进行科学论证，要为子孙后代负责，要经得起历史的考验。这些论述都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治水十分重视科学的态度。

    周恩来重视科学不仅表现在言语上，更直接地体现在他对水利专家的信任、尊重上。1956年，周恩来在第33次政务会上指出，苏北搞300多里的堤圩，必须有专家去指导才行，光有热情不懂技术，拚命做不是办法。1951年8月，周恩来针对各种建设人才和专家严重缺少的现状，感慨地说，任何一个部门工作一开展，马上就会提出专门人才、技术人才不够的问题。水利部只治一条淮河，就感到工程技术人才不够。在实际工作中，周恩来始终体现了重视科学、尊重专家的精神。如在修建密云水库的过程中，清华大学曾派由教授、讲师和应届毕业生近百人组成的设计组常驻工地。周恩来每次听取水库工程建设情况汇报时，都要征求设计组的意见。他还特别强调，对工程设计上的重大问题，要请清华大学张光斗教授亲自鉴定或签署意见。对白河大坝坝底河床因沉积了四五十米厚的砂砾卵层而出现的渗流难题，水利专家们通过研究讨论，提出了采用混凝土防渗墙的解决办法。周恩来及时支持了这一正确意见，并设法保证实施，从而使密云水库坝底河床的渗流问题得到了圆满解决了 70年代初，葛洲坝工程仓促上马后出现重大技术问题，周恩来果断决定工程暂停施工，并指定林一山、钱正英等9名水利专家组成技术委员会负责工程设计与技术问题，对保证葛洲坝工程质量起到了关键作用。

    周恩来不仅亲临现场支持水利专家的工作，尊重专家的建议和意见，帮助解决水利专家们不能解决的问题，而且还常常把他们请到中南海或人民大会堂听取他们的汇报，与他们共同商讨治水大计。

    “文革”期间，钱正英、林一山、王化云等水利领导、专家一度受到冲击，周恩来千方百计对他们予以保护，并精心选择时机，先后把他们解放出来。1971年，有人要砍掉“长办”。周恩来坚决否定了这种意见。他严肃地说：“长办不能动”，并及时以国务院的名义下达文件，保护了这支水利技术队伍。“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周恩来全力保留下来的这支长办技术力量，在日后长江治理特别是在举世瞩目的三峡水利枢纽建设中发挥了技术中坚作用。

    第三，深入实际，调查研究。

    在治水活动中，周恩来不仅善于广泛听取各种不同意见，博采众长，而且还非常重视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他日理万机，国务繁重，但每当重大水利决策之前，都要千方百计抽出时间到现场去考察了解情况。为了确定三峡的坝址，1958年2月下旬到3月上旬，他亲自带领有关领导人和专家到三峡地区进行考察。先到南津关坝区，查看了三游洞打的斜钻孔（南津关为石灰岩，建大坝有可能漏水，大多数水利专家不赞成在这里建大坝）。之后又到三斗坪坝址，周恩来在中堡岛上详细观察了这里的坝址，并实地对照研究了工程设计方案，认真了解地质勘测工作，观看地质钻探岩芯。在观察现场实况、掌握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周恩来又主持召开会议，听取汇报，组织讨论，让大家畅所欲言，充分发表意见。讨论会结束时，已是深夜，周恩来不顾疲劳，又铺开规划和设计示意图进行深入地研究。天亮以后，周恩来的秘书告诉长办负责人林一山：“总理发现里面的数据有错误”。后经复查，结果证明数据确实错了。周恩来的这种深入细致、注重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使在场的人都十分感动。

    为了三门峡的建设和后来的改建，周恩来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三上三门峡，在三门峡工地度过了八个日夜。他每次到三门峡都不顾疲劳，深入现场，调查了解实情，并主持现场办公会议，解决工程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周恩来虽然三次上三门峡，多次视察黄河堤防，但仍觉得对黄河全貌认识不够，实际情况吃得不透。为解决黄河泥沙淤积问题，他多次想花些时间，亲自从黄河入海口沿河而上直到源头，做一次实地勘察，调查泥沙淤积情况，寻求根治方案，但因工作大忙，一直未能成行，为此他感到十分遗憾。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北方持续干旱，周恩来心忧旱情，多次抽时间亲临抗旱打井第一线，调查了解情况，研究解决问题。

    周恩来这种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和认真细致、一丝不苟的工作方法，与那些高高在上，热衷于开会听汇报、不求甚解就指手划脚下指示的官僚主义作风形成了何等鲜明的对照！

第四，实事求是，勇于承担责任，修正错误。

    周恩来治水民主化、科学化的思想，还体现在他能够认真吸取经验教训，勇于正视治水失误，敢于承担责任上。黄河三门峡工程仓促上马，带来了泥沙淤积的隐患。对此，周恩来十分痛心，不断引咎自责，承担决策失误的责任。1964年6月，周恩来说，三门峡工程研究得不透，没有准备好就上马了。这个工程我过问过，我有责任，搞不好，见马克思不好交待。同年12月在研究三门峡工程改建时，周恩来说：“任何经济建设总会有些未被认识的规律和未被认识的领域，这就是恩格斯说的，有很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我们必须不断地去认识，认识一个，解决一个。”（14），“黄河的许多规律还没有被完全认识。这一点要承认”（15）。1966年2月，周恩来说，我当总理16年了，有两件事交不了帐，一是黄河，一是林业。对于黄河，周恩来在总结治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以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和实事求是、无私无畏的精神，否定了“节节拦泥，层层蓄水”的治黄规划，撤掉了三门峡水轮机，批准了三门峡二洞四管的改建方案，避免了黄河治理中的全局性错误。

    长江葛洲坝工程建设时，在当时“左”的思想指导下，仓促上马，边施工、边设计、边勘测造成了施工质量的严重问题。最后，简直没有办法干下去。由于葛洲坝工程是毛主席批准的，谁也不敢设想停工。周恩来从实际出发，敢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果断地做出了停工整顿、修改设计的重大决策，为以后的葛洲坝工程胜利建成奠定了基础。

    周恩来的这种实事求是，勇于正确对待失误，勇于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精神，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典范。

    周恩来的治水思想，内容丰富、深刻，充满了真知灼见，也闪烁着唯物辩证法的光辉，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周恩来的治水思想不仅对今天的水利建设，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借鉴作用和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