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仪祉先生身上具有一种穿越时空的震撼力，他虽然去世近七十载，但在采访过程中，这种震力依然冲击着笔者身上的每一个细胞.
    在泾阳县泾惠渠边上的“仪祉陵园”内，已过古稀之年的老管理员杨存兴老人在李仪祉的墓碑前 动情地说：“每年都有世界各地的水利界人士来此拜谒仪祉先生，方圆好几十里的乡亲们常常义务来为先生扫墓、敬献一些祭品。”在墓碑正前方约3米处有个祭台，是专门盛列祭品之用，由一巨型石块打磨而成，台面上书“俎豆千秋”四个大字。杨存兴向大家介绍说：“俎”为切肉的案板，代表荤菜，表示生活富裕，“豆”为素食，暗示生活的平淡，这四个字的意思就是不论你的生活多么富裕或多么贫穷，都不能忘记仪祉先生的大恩大德，李仪祉先生对人民的丰功伟绩必定会流芳千古。

    在坐车去泾惠渠渠首大坝参观的路上，司机告诉我们，李仪祉先生修建的这些水利设施，花的工夫少，但浇灌的农田多，这些水渠看起来像平地，当有水时，水流却非常湍急。很少用人工动力设施，全靠自然之力把水自动引导到农民需要的地方。当地人对李仪祉先生的造诣与人品非常敬佩，称他是“水利泰斗，关中龙王”。

    在蒲城县红土场李仪祉先生的表侄崔培欣家里采访时，崔先生的老伴蔡春芳女士告诉记者说：“我姨父（李仪祉先生）是个好人，为家乡的老百姓办实事，兴修水利，办学校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他为人正直，从不和那些腐败官僚同流合污，始终站在人民的立场上说话办事。在家族中，姨父有极高的威望，族中的成员都非常尊敬他和我姨（指李仪祉夫人张孟淑女士）。姨父在家里对家人很严肃，同时也很民主。他和我姨的感情非常好，他们从来没有吵过架，姨父每次回家，都要先询问村里老人的事情，姨都一一作答，当时李家是里外有73口人的大家族，大家都听姨父和姨的话。姨父非常遵守孔孟的一些教义，他经常在外面忙些重大事情，但在个人作风上从来都走得端，行得正，和我姨一直和睦生活到老。”听蔡女士讲，李仪祉对自己的子女非常好，从不打骂孩子，多是以道理说教为主。在富塬村的李仪祉老家，李仪祉的远房堂弟，已84岁高龄的李生老人仍然清晰地记得李先生教育孩子的一件趣事。李生老人回忆说：“有一次，我和先生（指李仪祉）的小儿子赋洋在他们家里玩，赋洋看见窗台上有半盒香烟，就禁不住点了一支抽了两口，正巧先生回来了，赋洋吓得赶紧把烟从窗口扔了出去，先生进屋闻到一股烟味，就问赋洋说咱家是否刚来过客人，赋洋低头答到没有，先生又问那怎么有股烟味？赋洋只得承认错误，先生便轻轻地拽了一下赋洋的耳朵，以示教育。在李仪祉45岁时写的《自供》里就有这样的话：“我家虽穷，但对小孩子的教育却一丝不苟”。他对孩子的物质生活非常重视，很注意孩子们的营养。小儿子赋洋非常爱吃肉，李先生经常给他买牛肉吃，在三年自然灾害时期，赋洋在陕西师范大学任生物系教授，由于当时的食物资源相当匮乏，肉更是少得可怜。赋洋为了能够吃上肉，就经常在学校周围的一些饭店打工，给人家端盘、洗碗，就为了能换回一点肉吃。

    李仪祉先生对自己的孩子是这样，对别人孩子的教育更是一丝不苟。据李生老人讲，李仪祉在咸阳市武功县在西北农学院教学时，有天上午他在西安办事，下午学校还有课，但又逢天下大雨，老师和学生都认为李先生不会来上课，但李先生从西安冒雨坐火车去武功为学生上课，别的教授都不解地问李先生有必要这样辛苦吗？李先生答道：“人家的子弟托付给我们，我们一点儿也不能耽误孩子。”

    在李先生的家乡蒲城县，人们对他的崇敬和爱戴之情更是时时包裹着我。只要一提起李仪祉的名字，每个人都能给你讲上几段关于他的故事。上了年纪的老人，更是对他的事迹如数家珍。在县城的文庙门口，有好多老人在下棋、喝茶、聊天。当得知我们的来意时，老人争相为我们讲述李仪祉的故事，并为我们提供他的一些亲友的线索。他们都认为李仪祉先生是个大人物，是家乡人民的骄傲。在李仪祉先生的出生地：蒲城县洛滨镇富塬村。村里人讲，在旧社会里，富塬村后的山上有两样害人的东西，一是土匪，二是狼。土匪经常进村抢东西，村里人深受其害，李仪祉先生回家得知此事后，亲自给当时的陕西省主席杨虎城将军写信请其帮忙，不久后，杨将军派人送来一面军政府的大旗挂在村口，从此土匪就再也没来骚扰过村民；另一件是狼的危害。当时狼群很多，狼经常进村吃家畜，有次还把一户人家的小孩子吃掉了。李先生得知后，就从自己的薪金里拿出600大洋，请人为村里打上了一圈防护墙，这才让乡亲们过上了平安的日子。

    富塬村村干部刘克跃个人为李仪祉先生建立纪念馆。刘克跃向我们介绍说，李仪祉先生一家六代全是大学问家、大知识分子。华东师大许纪霖教授认为，在整个20世纪中国，总共有六代知识分子。以1949年作为中界，可以分为前三代和后三代，即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和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和后“文革”一代。李氏家族恰好以六代相传的“知识分子”，走过20世纪的中国百年。李仪祉应该说是他们家族的杰出代表。他是中国近代著名水利科学家。据说，因为家乡缺水少雨，乡人常常“祈雨”，他很小的时候，心里就印上了“水”字。从于右任先生1956年为宋希尚所著《李仪祉传》题诗中可以看出，李仪祉当时即有学习水利的愿望。诗云：青年学子各言志，独悯生民遭早荒。储学方能移命运，成功岂仅救家乡。余生歌哭终何补，万众饥寒更可伤。闻道秦人说“八惠”，遗文理就几思量。李仪祉先生终身热爱水利事业，真正做到了鞠躬尽瘁，废寝忘食。在修关中三大渠时，有一次李仪祉回家吃饭，告诉夫人张孟淑：“赶紧给我做两碗面条，我吃了还要看咱女儿洛惠去哩！”这句话说得夫人莫名其妙，便问道：“咱就没有女孩子，哪来的什么惠？”李仪祉笑着说：“正因为咱没有女孩子，我才认了三个干女儿，现在给你介绍一下：大女泾惠（渠），二女洛惠（渠），三女渭惠（渠），我们要像对待亲生儿女一样去爱她们。”这番话把张孟淑说得笑逐颜开。

    李仪祉出生的年代是19世纪末叶，清廷腐败、帝国主义虎视眈眈，革命思潮风起云涌。时局和家庭背景决定了他更多地学习自然科学而鄙弃八股。他16岁中了秀才，后入书院深造，与于右任同学。两次留学德国，学习土木工程和水利专业。1915年回国后任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教务长，编写了《水功学》等多本教材，致力于中国现代水利人才的教育培养。李仪祉的族孙女李景英女士写文章回忆到：“大约在这个时期，李家的家训也逐步成形，除倡导民主、爱国、正直、求实之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即“做大事，不做大官”。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李家第二代、第三代都有人出国留学，家里约法三章：学成必须回国报效祖国；不许娶洋太太；回国后要还债务，培养弟妹。李仪祉许多晚辈的学业都是由他资助完成的。他还经常资助有困难的亲友和乡亲们。并且常义务为村里穷苦人家的孩子教书。在留德学习期间，为了能给国家节省资金，他只一心学习真本事，不拿学位证书。李仪祉认为，他去德国是为了学习真本领报效国家的，而非拿那一纸文凭，文凭只是一种荣誉而已。在家乡工作时，他虽然掌管着巨额工程经费，但却从不浪费国家一分钱，据他的远房族弟现年84岁的李生老人讲，李仪祉先生当年主持修建关中八惠的时候，不准家里人沾一分钱的国家经费，就连办公用的稿纸都坚决不准家中的孩子使用，如学习中须用，就用自己的薪金购买。如此的求学、做事、为人境界，非一般人所能及。

    李仪祉先生在担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期间，对陕西省自公元前1136年到公元1912年发生的灾害做了一次详尽调查，发现陕西每隔十年必遇一次严重旱灾，为了根治灾害，保障人民生活，他下决心修建关中地区的灌溉工程，首当其冲要为渭河北岸平原这个全省棉麦主产地修渠引水。当他决定兴建泾惠渠后，从1927年起亲赴京、津、沪、宁等地，奔走呼号，希望能筹到一笔修建经费，但当时一些官僚政客却讥讽他“发狂”，说引泾计划只能是“画饼充饥”。他毫不气馁，迎难而上，三进北平，两下南京，继续四处奔波，争取各方面的支持。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杨虎城首先拨款予以支持，于右任也积极协助筹款，美国檀香山华侨和华洋义赈会也都踊跃捐款资助，终使泾惠渠工程于1930年动工兴建。当时正值大灾过后，瘟疫在关中地区流行，建筑材料奇缺，引泾工程困难很多，因此倡导就地取材，拆庙宇，收碑石。但这一建议却遭到不少乡绅的反对，他们一面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阻拦拆庙修渠，另一方面向陕西省当局告状，使工程无法进行。李仪祉亲自用纸浆泥制作了一个引泾工程大模型，让人抬到县政府大堂上，让乡绅和群众观看，并讲述修建泾惠渠的好处，他说：“我是陕西人，我没有二心，决不会把水利变成水害，坑害百姓。要是咱们早能把渠修成浇地，哪会有死尸遍地的民国十八年大旱的悲惨景象！”一席话使反对者无言以对，周围群众亦心悦诚服，于是工程重新开始。施工过程中，他经常深入工地，具体指导工程技术人员和民工施工。经过5年努力，泾惠渠终于在1935年冬全部完工，渠道全长270公里，能够灌溉泾阳、三原、高陵、临潼、礼泉等5县69余万亩农田。后半生主要奔波于省内各地，对各主要河流进行全面勘查、规划。先后亲自设计或指导建设洛惠渠、渭惠渠、黑惠渠、沣惠渠、漆惠渠、灞惠渠等，同泾惠渠合称“关中八惠渠”。这些渠道在设计、修建中继承了中国古代水利建设的优良传统，而且更广泛地应用了近代西方的水利科学技术，从而奠定了陕西具有现代水平的灌溉工程基础。“关中八惠渠”成为中国北方水利工程之冠而闻名海内外，大大促进了陕西关中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这些渠，至今还在发挥效用。后人感其功绩，将他的名字收入《辞海》。还有一部叫做《江河赤子》的电视剧，也是以他为原型创作的。灌区受益群众亲切地称他为“活龙王”。1938年，因长期劳累，病危不治，弥留之际还挂念渭惠渠大坝抢修工作，3月8日逝世，终年57岁。国民政府发布命令，“着行政院转饬陕西省政府举行公葬，考试院转饬铨叙部从优仪恤，将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以彰邃学，而资矜式”，灌区很多人家闻讯后哭声一片。根据他的遗愿和灌区人民的要求，遗体安葬在泾阳县王桥镇大章桥村西南泾惠渠上游总干渠畔。在西安参加追悼会的军、政、水利、文艺各界名流和群众达万人之多。当灵枢行至泾阳县社树堡陵园时，当地群众5000多人自发送葬，洒泪告别。国民政府特发褒扬令，蒋介石、于右任、邵力子等人发来唁电，《大公报》、《申报》发表了述评。当时的国民政府为其立碑纪念，碑文为蒋介石的内侄、时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的蒋鼎文的手迹。国民党元老、李仪祉先生同窗兼同乡，于右任先生亲笔为李仪祉撰写挽联一副：“殊功早入河渠志，遗宅仍规水竹居。”

    李仪祉博学多才，不仅精研水利，擅长教育，而且旁通天文、地理，长于诗歌、戏剧、书法、宗教、文史和文物保护的研究，也是一位很有造诣的剧作家。他先后编写过《复成桥》、《卢采英》、《李寄斩蛇》等三个秦腔剧本和《柯费尔公爵花厅》、《毛符家里》等话剧剧本，为东西方文化艺术交流作出了贡献。　

    国家失栋梁，陕西硕人杰。李仪祉先生虽然长眠于九泉，但其功德圣绩如丰碑屹立，永垂不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