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栏语
人文精神是一个民族风骨的集中体现。陕西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化大省，人文精神醇厚。自民国以降，仁人义士层出不穷。在中华民族迈向现代国家的百年历史中，有这样一些人，他们或为国为民矢志不渝，或风骨凛然自甘清贫，或前仆后继为民族求生存求解放。寻找记录他们的故事，不仅是为了纪念过去，而且也是为了当下和未来，更好地走我们自己的路。
他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德文，进修工科，但获得举人头衔后，却未去领官照，而是留学德国，继续深造；他再赴德国留学时，却因当时的陕西省水利厅厅长郭希仁的“嘱托”——希望专研水利，以“继郑、白事”而改学水利；
他生性俭朴，将省钱做实事作为一贯原则，因为修建了泾惠渠等“关中八惠”而被关中老百姓尊称为“灶神爷”、“关中龙王”；
他就是我国近代治水先驱李仪祉。
1911年，武昌起义的消息一传到德国，“革命”便成了很多中国留学生热议的话题。一次聚谈中，一名留学生不知从哪儿得到“起义军大败”的消息，就说起来，不料竟遭到另一留学生的一记耳光。
正在喧闹争执之际，一个沉默而严肃的年轻人站出来，大声说：“有本事要革命，回去革去，在这里打人嚷仗，算革命吗？”说完，凛然离去。
年轻人叫李协（后因其兄改名李约祉而改称李仪祉），31岁，陕西蒲城人，德国皇家大学三年级学生。回到宿舍，他收拾了行李，揣上一把左轮手枪和几十发子弹，启程回国。而此前数日，他刚刚与柏林东方学院签订了教授中土文学的合同。
“我祖父不是好空谈的人，做事讲求实效。”一百多年后，当李晑在回忆起祖父的这段经历时，目光中充满崇敬。
然而，经过漫长的航程，等李仪祉赶到上海时，浙江的局势已经大定。但情绪激昂的他随即跑到江南造船厂内继续练习射击，准备为未竟的革命效力，可是随着南北和谈的开始，民国成立，他的枪弹最终都没能派上用场。
弃领举人官照，赴德留学
李仪祉家祖籍山东济南，因始祖李十三避祸关中，才慢慢在蒲城富原村定居了下来。李仪祉的祖父以务农为生，兼做些小买卖。虽非读书人出身，家里很穷，但却从未让家中子弟间断了读书、求学，后来，李仪祉的伯父李仲特、父亲李桐轩两人还因一同考上秀才，成为乡里的佳话。
当时，李仪祉的伯父和父亲不仅勤习国学，还早早对数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阅读了数学家华蘅芳、梅定九等人的大量著作，还自制了经纬仪、天象图，很是开了一时的风气之先。受父辈们的影响，李仪祉和兄长李约祉自十几岁起，就在苦读四书五经的同时，也接触到了《九数通考》、《几何代数》等不少数学著作，并从此有了这方面的爱好。
而更为有利的是，由于伯父和父亲常在外教书，并远赴四川、浙江做幕宾，能经常带大量的书回来，其中不少是介绍物理、化学以及英文的“洋版书”，众多的书籍，让李仪祉大大地开拓了眼界。
回忆念书的时候，李仪祉在自传中说，那时，每天天不亮，他们兄弟就会被祖父从床上叫起来，送到老师刘时轩处学习。因为起得太早，往往当他们来时，老师也才刚刚起床，于是，“老先生一边摸黑梳发，一边吟程、朱的诗，我们则去点灯念书，直到天光大亮……”
对这位老师，李仪祉深切地回忆道，那时渭北缺水，“家中饮食，无论大人小孩，均有定额，给先生每日晨膳，菜四碟，馍一盘，豆汤两碗。先生每顿只用一碗，省一碗置之案上，用纸盖住，等到中午正热的时候，赏给我弟兄两个分用。”说那汤——“比琼浆玉液好得多哩。”
正是受着父辈、师长们善良秉性的感染，李仪祉对人十分仁慈、宽厚。在他后来修建泾惠渠时，有一天他正在办公室看书，忽见厨师揪着一个衣衫褴褛的年轻人进来，嚷嚷着要“送官”，请李仪祉先捉住，自己去找绳子。在厨师找绳子之际，李仪祉问对方发生了什么事，得知是从河南逃荒过来，偷吃了厨房的东西才被抓住，他便趁厨师还没出来，赶紧让其离开了。
泾惠渠修好后，由于不愿看到一些不法村民因偷种大烟而被绳之以法，李仪祉预先发表了《对渭北农民切切实实的说几句话》，给予警告。他恳切地说：“如果有因水利而种洋烟，比用钢刀戳了我的心还要厉害……”结果，在泾惠渠竣工后的几年里，偷种鸦片的现象极为罕见。
17岁时，凭着对算学的精通，李仪祉以第一名的成绩考上了秀才。后又入三原宏道学堂就读，由于对科举毫无兴趣，他转到关中学堂学外文。在此期间，他宣传放足，指摘学堂的陈腐，虽不满意功课，却因为“算学出众”，颇受督学的赏识。1904年7月，他考入京师大学堂，学习德文，进修工科，打算“以哲学为事业，靠工科来谋生”，整整5年时间，刻苦攻读，竟没回过一次家。1909年获举人衔毕业后，向来不重视“虚名”的他，既没有去领举人的官照（举人的身份证明），也没去求官做，而是选择了留学德国，继续深造。
为“继郑、白事”，改学水利
辛亥革命成功后，来到上海的李仪祉将身上仅存的300先令全捐给了豫晋秦陇四省红十字会，身无分文。此时，正巧父亲李桐轩从陕西经湖北来沪，得知他也在，欣喜非常。见面后见父亲冬天还穿着单衣，李仪祉当即把手枪和子弹都卖了，给父亲买了件皮衣穿上。在随红十字会回陕的路上，火车因装了大量药品、医械，行驶得很慢。
李仪祉4人步行走在前面，在经过洛阳时，不料被洛阳周边的一伙土匪绑走。得知消息，李桐轩起初丧然失色，却又随即“泰然”，他写了一封信通过当地一名乞丐送到山中，匪首得到信后，因没人认得字，就由李仪祉把信给匪首念了，对方听后，大为感动，不仅放了他们，还立即派了几匹马护送李仪祉等人直到陕州。后来李仪祉在回忆这次被绑的经历时，慨然称，前后三天，等再见到父亲时，竟“恍若隔世”。
因李仪祉的学识以及老同盟会员的资格，民国当局请李仪祉担任津浦铁路局局长，陕西也委任他为省府参议，但他都没去。在西安倡建“三秦公学”无果后，他决定再赴德国，去完成未完的学业。
1913年3月，李仪祉坐船启程。不想在船上遇到了赴欧洲考察德、法、比等国的当时的陕西省水利厅厅长郭希仁。因都是陕西人，且又是志同道合，李仪祉便以郭希仁德文翻译的身份，陪同考察。他们先后走访了多个国家，看到各国河渠整齐，“填闸灵便”，联想到国内水利颓废，都不免万分感慨。
郭希仁是临潼人，举人出身。辛亥起义前后，因足智多谋、善于处理政事，曾被同仁誉为“丞相”。在考察的途中，郭劝李仪祉，“铁道工，似非所急务也”，“与其学它艺，不如学水利，吾乡之郑白渠，废弛久矣，曷弗于吾辈手俾复之。”希望他专研水利，以“继郑、白事”。
所谓“继郑、白事”，就是能像郑国、白公一样，引泾河水灌溉农田。对郭希仁的嘱托，李仪祉毅然决定放弃以前学的专业，改入德国丹泽工程大学专攻水利。
在留德的岁月里，李仪祉因其质朴直率，甚至有些刻板的“特异性情”而被同窗奉以“圣人”的雅号。他与同学来往不多，既不好时兴的“舞剑”、“比斗”，也不喜欢“狎邪游”，有时即便到同窗处玩耍，也必准时在晚上10时回寓所休息，为了早日学成回国，他刻苦攻读，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学业上。
郭希仁回到国内，两人还不断通信。郭希仁鼓励他一定要完成水利大业，造福陕西。为了抓紧时间学成回国，李仪祉不再休假，每天不是在教室画图，便是在实验室、图书馆读书。只学了两年，便学成启程回国。当时，有人问他为什么连学位也不要，他说：“我不远万里来到德国求学，求的是学问，而不是学位，学位对我毫无用处；而且我是公费学生，用的钱是老百姓给的，能省一文是一文，无论如何不能浪费的。”
回来后，考虑到水利需要更多的人才，他便应聘到我国第一所高等水利学府——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任教务长。在他看来，“治理江河，兴修水利大业，首先要培养专门人才。”
1923年3月，也就是在德国分手后的第7年，郭希仁去世，临终前，他没有忘记当年嘱咐李仪祉兴修水利一事，并极力向当局保荐李仪祉，称其“天下奇才也，亦难得之人才也。性直，沉稳坚韧……为东方少有之水利专家。今国家衰弱至此，急需这类杰才。西北亢旱，更需发展水利，强根固本。他日郑国渠伟绩之再现，舍李君莫属也。”在郭希仁的大力举荐和坚持下，当时的陕西省水利局局长这一很多人虎视眈眈的职位，最终留给了李仪祉。而这一年，李仪祉已经41岁了。
修泾惠渠考察泾河一年多
当时，在担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的同时，李仪祉还兼任陕西渭北水利工程局总工程师，甫一上任，他便开始筹划关中水利，引泾灌溉的事。
关中大地，并非自古就是沃野粮仓，而是主要来自引泾工程的兴修。泾惠渠管理局法制处处长杨国胜告诉记者，引泾工程最早在战国时期就有，郑国渠建好后，以后各个朝代，都有零星的从泾河引水的工程，“但目前泾惠渠原址上的引水工程，在明代以后，就衰微了，清代最后一次已经不是引泾，而是引山泉水来灌溉了。”
为了尽快兴建引泾工程，李仪祉带领工程技术人员，花了整整一年多时间，对泾河进行了全面考察梳理，甚至在1924年，亲自组织了一支探险队，深入泾河张家山峡谷实地测量。
在有了足够的把握后，当年秋天，他向省政府提出了引泾申请，可是由于工程宏大，遭到了搁置。挨了3年，他再次提议，当局才勉强同意每月拨5万元用来建设引泾工程，然而即便如此，最终还是因经费难以为继，以至于无法开展。李仪祉心灰意冷地说：“引泾之事，时局负我，我负希仁……”随后愤然辞职。
就在他走后第二年，陕西又遭大旱，近200万灾民饿死。1930年杨虎城督陕，李仪祉被任命为省建设厅厅长，并拨款40万元用于引泾。据杨国胜介绍，关于引泾，曾有甲乙两套方案，为了少花钱，李仪祉选择了花费少的乙方案。
很快，工程开工了。工程取名泾惠渠，主要由拦水坝、引水渠、灌溉支渠三部分组成，由于大坝高达9米、长68米，引水渠长11230米，要穿3条隧洞，此外还有定沙池、退水冲沙闸等多项工程，为能让工程顺利进行，李仪祉又多方奔走，先后筹款了55万元。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施工，引泾第一期工程终于在1932年6月21日竣工通水。通渠后，念及郭希仁的远见和嘱托，李仪祉专门撰写了一篇《泾惠渠之首功郭希仁》的文章，以志纪念。而此时，郭希仁去世已整整10年了。
生性简朴坚持省钱做实事
关于泾惠渠开通时的盛况，王桥镇仲山塬的郭全章老人回忆，放水那天，泾河拦水坝周围，挤得是人山人海，“不光泾阳的，三原的，连高陵的人都有得知消息赶来的，别提有多热闹了。”
紧接着，引泾第二期工程在1935年完工，灌溉面积又一下扩大到了65万亩。
工程的相继完工让当地百姓大受其利。李仪祉一位学生在日记中记录了当时渠水开通前后的情形，说之前，“农民大都四处逃散”，甚至出走时把屋里能卖的全卖掉；而泾惠渠开通后，“（1935年）农民连续2年获得大丰收，灌区之内情况大变，到处人民熙熙攘攘，喜气洋洋，无论男女老幼都穿上新衣服。集市百货充斥尤为热闹，最触目的为染坊晒布的木架耸入云，像旗帜那样飘扬着各种颜色的土布。农家屋房均已修饰一新，找不出旧时破烂痕迹。水利建设效益的宏大，我非亲眼目睹也不敢相信的……”
泾惠渠告成后，李仪祉信心倍增，他辞去建设厅厅长一职，专任陕西省水利局局长。在考察洛惠渠时，生了一场大病，在枕边部署规划了洛河修渠的方案，他给杨虎城去信说：“泾惠渠由公手而成，亦复有意再成洛惠渠乎？”在杨虎城的大力支持下，他经泾惠渠、洛惠渠，继而相继完成了号称“关中八惠”（泾、渭、洛、梅、黑、涝、沣、泔）的灌溉工程。此外，他还南下汉中、安康制订汉惠、褒惠等渠的兴建计划，赴陕北进行织女渠、定惠渠的设计。在水利施工中，李仪祉虽经手大量经费，但连办公用的稿纸也不准家中孩子用，声明要用就得买。泾惠渠修成后，为了保证运行，他明确宣布，有犯罪前科、抽过大烟、给军阀干过、做过地方官吏的人，一律不得参与水利管理，确保了泾惠渠的科学管理。
李仪祉生性简朴，省钱做实事是一贯原则。在修泾惠渠期间，一次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来陕，杨虎城派几名高官隆重接待。虽然李仪祉很敬重杨虎城，但看不惯官员挥霍。在一次政务会上，当着杨虎城的面痛斥说：“现在整个国家陷于民穷财困之中，外寇欺凌，陕西今年又是荒年，而西安的军政人员却花天酒地！”当杨虎城解释官员是在接待何主任时，李仪祉骂道：“什么接待！都是些混账王八蛋！”随后扔下一句“这个厅长我不当了！”飘然而去。
李晑回忆，当时李仪祉有一辆公车，这辆公车除了工作使用，家里人一概不能碰。“那时候我三伯父一直在祖父身边工作，张学良在西安的时候，三伯父常陪他打网球，有一次他跟张约好了，但又有事走得迟，眼看要延误，就想用下祖父的车，结果话一张口，就给祖父拒绝了。”
惠泽关中被称为“灶神爷”
李仪祉虽忙于水利，却喜爱秦腔。父亲李桐轩创办易俗社后，他在工作之余，也创作了3部秦腔剧，其中大都是宣传进步思想、抨击封建黑暗的内容。尤其是一部“李寄斩蛇”的戏，虽只有四回，却写得跌宕起伏，上演后好评如潮。
李仪祉为人严肃，谨厚，早在求学期间，便因古板的举止，被人戏称为“圣人”。而实际上，李仪祉情感丰富，极重情义。他一生没有娶过小老婆，对妻子感情深挚，对一些封建的举动十分痛恨。李仪祉有个司机，叫陈阿津，是上海人，李被调入陕西后，他也随着定居陕西，和李家关系亲近。当时，李仪祉有个义妹李竹意（音）的弟弟，想要娶个小老婆，怕直接跟李仪祉说会遭到拒绝，就托陈阿津给说，结果遭到李仪祉的怒斥，说：“我们家是个民主、进步的家庭，怎么能做这种事？”
就在泾惠渠贯通三年之后，因过于劳累，长期积劳成疾，1938年，57岁的李仪祉溘然长逝。杨国胜介绍，泾惠渠修好后，小麦从每亩100多斤，增长到了每亩收获300多斤，棉花（皮棉）每亩从30-40斤，增长到了60-70斤。
新中国成立后，泾惠渠管理局对泾惠渠进行了全面的维护和保养，并将土渠修筑成了石板渠。时至今日，这条纵横了近百年的泾惠渠，还在发挥着巨大作用。尽管无法同今天的葛洲坝等超大型的水利工程相比，但依然具有史无前例的开创性意义。据泾惠渠沿岸的村民讲，当年泾惠渠看上去不深，但有水时，水流就很急，灌溉时几乎不用水泵等动力设备，就能轻松地将水引到田里。正因如此，为感念李仪祉兴修水利的功德，当地百姓无不颂其为“灶神爷”，称其为“关中龙王”……
如今，泾阳县王桥镇社村北的小山坡上，李仪祉的墓碑巍然矗立，坡下不远处，便是著名的泾惠渠。渠两岸庄稼喜人，田园静美。
今天已很少有人再提起李仪祉，提起他的“关中八惠”。然而，“饮水思源”，历史是不会被轻易磨灭的。
“李仪祉先生做了几百年间没人能做的事，老百姓永远不会忘记他。”2012年9月22日，泾惠渠管理局工程师孙宏民感喟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