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都城的军事防御体系中，护城河始终是不可替代的重要设施。早在新石器时代的聚落遗址中，人们便展现出利用水体防御的智慧。考古证据显示，当时的人们已在居住区周围挖掘壕沟并注水，用于抵御野兽和敌对部落的侵袭。这种原始的水体防御形式，比城墙的出现早了数千年。

随着建筑技术的进步，城墙材料从木质、石质逐步发展为夯土与砖石结构，但护城河始终是城防体系的核心构成。战国文献中“石城十仞，汤池百步”的记载，明确揭示了城墙与护城河的互补关系——其中“池”即指护城河，其深度与广度直接关系到防御强度。这一时期诸侯争霸激烈，《管子》提出的“城郭厚薄，沟壑浅深”筑城标准，将护城河深度作为衡量防御能力的重要指标。《墨子》详细记载了护城河防御系统的四大要素：清除河岸百步内的障碍物，使敌军失去掩体；在水中设置尖锐竹箭形成水下防线；在城墙外储备木柴，以火攻阻止敌军填河；建立预警烽燧系统。这些措施标志着护城河正式成为城池的第一道防线。

秦汉至魏晋时期，由于冷兵器技术发展缓慢，护城河建设未有显著突破。直到唐宋时期，随着攻城器械的升级，护城河工程开始系统化发展。以西安护城河为例，其演变历程清晰反映了中国古代城防体系的升级轨迹。公元904年，佑国军节度使韩建改建长安城时，首次在皇城外3米处挖掘环状护城河，形成宽9米、深4米的防御工事。此后五代至元代持续维护，通过定期疏浚河道、导引河水入壕保持其功能。明初洪武七年（1374年），冯胜奉命扩建西安城防，将护城河外移20-60米，拓建为深6.4米（二丈）、宽2.56米（八尺）的壕沟，并沿内缘修筑高1.92米（六尺）、厚0.64米（二尺）的壕墙，形成“外壕内墙”的双重防御体系。扩建后护城河总长达4500丈，较城墙周长多出198丈，同期营建的秦王府内城也设置了环状护城河。清代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陕西巡抚毕沅主持的疏浚工程耗银8000余两，将河道面宽拓至20米（六丈），底宽达10米（三丈），深度再增1.28米（四尺），使其兼具军事防御与城市防洪双重功能。

历经千年沧桑，西安护城河如今仍发挥着重要作用。负担起城区 45 平方千米城市防洪和雨水调蓄功能，成为城市雨水调蓄库和泄洪干道。河面上轻舟游弋的景象，使“晚来清渭上，疑似楚江边”的古诗意境在现代城市中重现。作为“丝绸之路新起点”的西安，正将这道古老水系的防御智慧，转化为连接历史与未来的生态廊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