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是春天的见习生。它虽已入职，却仍透着些许稚嫩，时不时把天气摆弄得忽冷忽热，让人换衣服的节奏永远赶不上它变脸的速度。但是，春天的脚步终究是来了，草木要发芽，春花要绽放，候鸟要回来，谁也挡不住。

我们博物馆所在的这一片天地，有点像大街上橱窗里定期更迭的广告牌，开始变换风格，渐渐热闹起来。那些在泥土里蛰伏了一季的种子，正迫不及待地挣脱冬天的封印，急着探出脑袋，好奇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世界；草木原本萧疏的枝叶，在春风的轻拂下也不再枯黄，一夜之间竟泛出了新绿；天空中的鸟儿仿佛也被这春的气息唤醒，操着无人能懂的鸟语，从早到晚叽叽喳喳地叫唤个不停，而我们沉寂了一冬的博物馆，也变得游人如织，门庭若市。

在这个万物复苏的季节，我最关心的事情，并非手机头条榜上的那些喧嚣宏大的叙事，而是我们博物馆前面两条水文化大道中间夹着的那片空地。这块地广约20米，袤约200米，大概六七亩见方。之所以称为空地，是因为暂时还没有找到适合在此种植的草木。

这是一片让人头疼的土地，种什么都难以存活，长什么都不旺盛。即便勉强生长，也总是萎靡不振。过去的十多年里，白皮松、雪松、石楠还有一些名贵的树种，轮番在此试种，结果全都要死不活地败下阵来。我刚来时，这块地上种的是一大片即将成熟的包谷。

此地原是泾惠渠总干渠南边的一片洼地。当年为了把南边的关中环线和北边的李仪祉墓园连接起来，修了一条南北走向的道路。这段路的路基是用生土垫起并碾压得非常瓷实，使得如今这块地表面50公分以下全是质地坚硬的灰土层，几乎不透水，自然是种什么都长不好。后来博物馆试着在地表浮土上种了一料小麦和玉米，因为庄稼根系较浅的缘故，勉强得以生长，竟还有些收成，也算是意外之喜。但不管怎么说，在水文化大道上种庄稼，总觉得和博物馆的功能定位有些不太搭调。

不过它的位置却极为显眼，正处在博物馆南北中轴线的前端，人们一踏进馆里第一眼就能瞧见它，这也是我们锲而不舍屡败屡战在它上面不停折腾的原因所在。我们的心愿其实很简单，就是希望它能绿起来，焕发生机，四季常青，三季有花，用蓬勃的生命装扮我们的博物馆，让它不再是一片缺乏生气的不毛之地。《搜神记》里有一则蓝田种玉的传说，说是有个叫杨伯雍的人能在蓝田无终山的石缝中种出玉来，我想我们只要种植得法，也一定能在这片土地上种出生机勃勃的植物来。

这里并非真正的寸草不生。常言万物自有归处，总有适合其生长的土壤，即便看似不毛之地，也会有与之适配的植物。这片空地前面莲花池边的那圈龙柏，就长得异常葱绿，是此处唯一让人眼前一亮的绿植。或许我们以前把眼光都投注于那些名贵的花木，却不知世间越是名贵之物就越是挑剔娇气，对土壤条件要求苛刻，远不及野花野草那般皮实好活。我们以往最大的教训，或许是没能做到因地制宜，使其各得其所。

既然有了以往的经验教训，不妨将目标放低，尝试把树坑下面的灰土层打透，种一些生命力顽强、适合此地土壤的花木。主要以好活常绿的低矮灌木为主，杂植一些花树，然后在上面铺上草皮，再点缀一两个亭子，这便是我心目中这块地该有的样子。不敢奢望它花团锦簇，只求能长出一片充满生机的醉人绿意。

如今，我心中对这片土地的小小心愿，正在我昔日同事们的助力下初见雏形，逐步变为现实，我知道要把它保持下来，还要付出很大的心力。我期待在同事们的精心呵护下，它能草绿花红，郁郁葱葱，成为我们博物馆一道亮丽的风景。

其实，栽花种树和种地一样，种的不仅是庄稼花木，更是希望和梦想。二十岁之前，我在农村生活，种地是祖传的技艺，早已烙印在血脉中，以至于时到今日仍然觉得自己骨子里还是个农民，对那片土地满怀眷恋。我能想象祖辈们在他们那片遥远的田野里辛勤耕耘的情景，播下种子的那一刻，也将希望一同种下，祈愿能从那片土地里收获温饱富足，求得衣食无虞。儿时的我们并不完全懂得这些道理，总觉得田间劳作辛苦乏味，总想去外面的世界看看。我仍清楚的记得高中那年秋季，父亲逼着我学驾牲口犁地的往事。在他们的观念里，倘若学业无成，那片土地就是最终的皈依，我必须学会在那片土地上摸爬滚打的生存技能。后来参加工作，深切体会到，即便我们已经远离那片土地，早已把沾满泥土的双脚洗净埋入鞋袜，却依旧在一片无形的土地上拼搏奋斗，而这打拼远比祖辈们单纯的体力付出更为艰辛，这也许就是我们的责任和宿命。

每个人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土地，需要时时耕耘，以此浇灌梦想，安放灵魂，这或许就是我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记得齐豫有首三毛作词的老歌，其中唱到：“每个人心里一亩田，每个人心里一个梦；一颗种子，是我心里的一亩田。用它来种什么，种桃种李种春风，那是我心里一个不醒的梦。”

既然是梦，就让我们植梦为篱，种出自己心中那片令人向往的春天。